2.从封赠及相关服饰看妻妾之别
    明代官方有一整套的妻妾制度。妻为正室，若是官员之妻，则属于诰命夫人，亦即所谓的命妇。这就是所谓的“封赠”。封赠有两层意思：已死者则“赠”，未死者则“封”(20)。
    明代品官之妻即所谓的命妇，朝廷也规定了其礼服的样式。命妇礼服既指朝服，即命妇朝见皇帝、皇后时所穿的服饰；又指命妇在家见舅姑、丈夫或者祭祀时所用的服饰。(21) 明代命妇礼服初定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在洪武四年、五年、二十四年、二十六年都分别作了新的更定。概括而言，明代命妇礼服均有大衣、霞帔，以霞帔上金绣纹饰的不同作为区分命妇的等第。不同品级内命妇所用首饰虽相同，然又以件数多寡加以区分。(22) 按照明代的制度规定，只有正妻方可接受朝廷的封赠，成为诰命夫人，而妾则根本享受不到此种权利。这就已从根本上决定了妻妾之间服饰的差异。
    当然，在民间家庭生活的实际例子中，尽管丈夫会因为宠妾而冷落自己的正妻，但妻妾之间的身份之别，对丈夫来说无不是心知肚明。即使淫荡如西门庆，在为家中妻妾做衣服时，还是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如其下面众妾，都是“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只有正妻吴月娘，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23)。月娘衣服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无不超出众妾。
    3.从饮食礼仪看妻妾之别
    与居住相关的平常宴会，妻妾的待遇显然也稍有区别。江左樵子编辑的《樵史通俗演义》提供了一份比较充分的证据。小说记阮大铖在北京的寓所与妻妾吃酒听曲，其中酒席位置的摆设还是颇有讲究：居中一桌，放两把交椅，阮大铖自己与大娘（正妻）坐；几个小娘子（妾）在旁两桌，东西对面坐。(24) 这显然是正室（妻）与侧室、偏房（妾）观念的延伸。以小说《金瓶梅》中西门庆家为例，当开筵宴时，除了丫环使女在两边侍奉之外，西门庆与吴月娘就占了上座，其他如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等小妾都只能在两旁列坐。(25)
    4.从居住看妻妾之别
    在明代民间，习惯上将结发妻子称为“正房”、“正室”，而将妾称为“偏房”、“侧室”。尽管是一种别称，事实上已经部分反映了妻、妾在家庭居住上的地位区别。
    妓女从良，在获得妾的身份之前，只能成为“外室”，有时又称“别室”。如冯梦龙记载：“有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一往。”(26) 云云。从这一称谓中可知，如果说妾是“偏房”、“侧室”，还可以与正室住于一处，只是房舍处于偏隅而已，那么外室则因为尚无妾的身份，则只能“别室”而居，亦即在外面另有一处住宅，并不被家族认可。小说《金瓶梅》记载西门庆除了妻妾之外，还养有一位“唱慢曲儿的张惜春”，属于“外宅”身份，不住在一起，而是另在东街上住。(27) 这就是最好的例证。从明代一些小说记载中可知，外宅的出现，显然是因为正妻不能容人所致，而在外面另置房子居住，使这些外室倒是部分享受了“两头做大”(28) 的待遇，而往往不用因为做妾而受正妻之气。
    明代著名文人汪道昆的庶母亦即道昆父亲所娶之妾何为，曾与道昆的母亲相处四十年。在道昆的母亲去世之后，亲自至灵前痛哭，并道出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妾少无状，无能奉淑人欢。里俗操妾妇若束薪，什九不免。淑人幸宽妾，往往弃旧过而与更新。及伯仲皆受室，乃始异宫，而淑人愈益亲妾。”(29) 这段话的意思，显然是为了表达一种妻妾之间的和睦相处，以致妾也可以一直没有“异宫”，而是与正妻生活在一个院落。这当然是一种特例，但仍无法改变妻妾在居住上的根本性差异。下面以小说《金瓶梅》为例，深入考察一下西门庆家中妻妾的居住情况。
    西门庆家大门之内，是大厅，又称前厅，是摆筵席以及招待男性客人之所。在大厅之外，后来又盖起了卷棚，用来摆茶。大厅往里，即为二门。二门之内，为后厅。后厅是妇女接待女性客人的地方。当然，若是宴会，女性客人也可以到大厅赴宴。若是妇女相见，主人家的妇女有时就出二门迎接客人。在后边，西门庆后来又盖起了花园。(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