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妻妾相争
    按照一般世俗的常情，妻妾关系理应相当紧张，而士大夫置妾的后果，也必然带来正妻的嫉妒。在明代，通常可以见到一些人老而无子，亲戚友朋就劝其纳妾，然后其妻“未有不怒骂者，纳而未有不因而反目者，或置顿僻处，不令与夫交半面接一谈焉，甚而致之死地”(62)。
    明代的史料尤其是小说记载了很多悍妇或妒妇，她们为了得到丈夫的专宠，无不限制丈夫娶妾。但无可否认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观念根深蒂固，作为正妻，一旦自己不能生育，就无法再限制丈夫娶妾，所以最为理智的做法就是主动为丈夫置妾，以显示自己贤惠、大度，从而重新获得丈夫的信任。这方面的例子在明代的史料中也俯拾即是。如赵柱野之妻方氏，自己出橐装为丈夫置侧室；何龙崖之妻孙氏，“念宗枋单弱，置媵为广嗣计，凡举子者三人，爱之如一”；广西全州同知金子公之妻汪氏，为丈夫“置媵四人，远而维扬、鸠兹，无不置者”(63)。又如栾平人李伯纪的妻子徐祥英，贤而无子，主动为其丈夫“置二妾”(64)。当然，从总体上说，妻妾关系的融洽，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妻主动为丈夫纳妾所致。这种网开一面的做法，显然带来了家庭安定的理想效果，其结果则是正妻因为自己的豁达大度而赢得丈夫和媵妾的信任。(65)
    尽管在明代不乏妻妾和睦相处的例子，但若仔细加以考察，正妻主动替自己丈夫置妾，究其本意有些还是因为出于害怕别人议论的考虑，并不能藉此证明正妻不妒。如有一官员之妻某氏，妒而无子，“惧人议，为置三妾”，而事实上其丈夫根本不得与三位小妾接近。(66) 从明代众多的史料记载来看，更多的还是妻妾争宠。妾与正室，其事奉丈夫之道，各有不同。小说《金瓶梅》对此作了比较：“大抵妾妇之道，蛊惑其夫，无所不至，虽曲身忍辱，殆不为耻。若夫正室之妻，光明正大，岂肯为此！”(67) 所以，做丈夫的往往被妾妇所迷惑，沉溺于床笫，甚至将正妻的规劝置若罔闻。
    妻妾之间的不和，显然源自两者在家庭中的争宠乃至随之而来的妇妒。从明代史料记载中可知，正妻甚至有权将妾卖给他人。如汪道昆记载：“乡人郑叟出贾，妻遣其妾归贫家。妾故有身，去六月而生子。”(68) 即使是已经怀孕的妾，正妻也有权将其卖给他人。可见，妾仍然难以逃脱婢的地位。
    明代即使在名人家庭，也不乏妒妻之例，如戚继光之妻就不容丈夫纳姬置妾。戚继光最初与其妻子王氏还是过了一段恩爱的日子，确实可以称为同甘共苦。但在戚继光纳了众妾之后，其妻却是妒心大发。史载其事道：
    一品鸷而张，先后有子，皆不禄。少保阴纳陈姬，举祚国、安国、报国，沈姬举昌国，杨姬举辅国。御人露诸姬多子状，日操白刃，愿得少保而甘心。少保裹甲入寝门，号咷而诉祖祢，乃大恸；一品亦弃刃，抱头痛哭，乃携安国子之。安国既受室而殇，一品解体，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69)
    这种正妻对小妾的嫉妒，往往是因为正妻无子，而小妾有子。明代的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具体事例。成书于万历年间的小说《百断奇观重订龙图公案》（今印本改称《包青天奇案》）中之《手牵二子》一则，记载了江州德化有一冯叟，家颇饶裕。其妻陈氏，美貌无子；侧室卫氏，却生有二子。为此，陈氏担心己无所出，将来一旦色衰，会失去丈夫的宠爱，所以心里对卫氏总是存着一分妒害之心，只是无衅可乘，但最后还是设计将卫氏母子谋害而死。(70)
    正如明宫中有后妃之争一样，在民间的家庭生活中同样存在着妻妾之争。尤其是在一些官宦人家，命妇以其法律赋予的特殊地位，对家庭中的妾、侍婢抱有一种嫉妒的心理，因而体现出其必然的妒悍之态，殴打或者逼死妾、婢，甚至公然杖杀妾、婢。这方面的例子相当之多，不妨试举几例如下：
    第一个例子发生在宣德年间。史料揭示：
    宣德六年，御史傅敬妻，殴妾中其要害，妾自缢死。当治罪，有司以敬妻曾受封为疑。上曰：“妇妒已是恶行，况以妒杀人，其恶甚矣。”命罪之如律。(71)
    可见，受封可以成为命妇的保护伞，在某种程度上也助长了她们的嫉妒心理。
    第二个例子是发生在成化末年的事情，其中一位命妇因为妒悍而杖杀侍婢十余人。事情的原委，史料有如下记载：
    礼部致仕左侍郎杨宣妻王氏，素妒悍，杖杀侍婢十余人，宣不能制。东厂上其事，命逮治。刑部拟赎如律，宣则赎杖仍致仕。上曰：“王氏虽命妇，例应纳赎，但肆意残酷，仍命刑部杖之五十，使知所儆。”(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