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中西“道统”之争之价值再审视
    综上所论，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持续时间颇为长久，争论的问题也颇为广泛。从中国古代学者编排的古史体系及在此基础上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辩难，再到在双方激烈辩论后，“不可动摇”的“西学中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终确立，这场带有争辩各自民族文化高低性质的“道统”之争，存在的问题自然是非常明显的。在我们今天看来，耶稣会士假定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与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均与中国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历史实际，相去甚远。然将这一论争置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全过程中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该场性质颇为复杂的激烈论争的价值，仍不容完全否定。兹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略作申论。
    首先，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早在明清之际，在中西文化首遇激烈的碰撞、冲突的背景下，徐光启较早认识到，对于“泰西之学”，“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83)此后，薛凤祚更认为，中西方历法，“此会通之不可缓也”(84)，梅文鼎亦明确主张“见中西之会通，而补古今之缺略”。(85)就明末清初的情况看，尽管当时的中西文化“会通”尚仅仅局限于宗教文献、儒学文献和科技文献，中西史学领域由于缺乏实质性的接触而使得“会通”仅仅停留于表层，尤其是“西学中源说”的流行更使中西文化“会通”一度误入歧途，但有的学者仍充分肯定，清初学者在主流上继成和发扬了明末徐光启提出的“翻译--会通--超胜”的思想，“他们不但撰写了一批中西合璧的科学论著，而且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努力克服狭隘的经验论和经学思维方式，大力提倡归纳和演绎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由数达理’和注重实验的科学之路，使得中国传统科学具有近代科学的启蒙因子，初步实现了中西科学思想的结合。”(86)中国新史学兴起后，陈寅恪先生总结王国维先生的治学方法，其中提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87)、“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88)之法，并赞誉其“足以转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89)无独有偶，陈寅恪先生亦曾强调：“其真能于思想史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90)兹略举两例，足以窥见明末清初学术界“中西会通”的学术理想，对于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的启迪意义。
    其次，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在“西学东渐”与“中西会通”的文化背景下，如前举利类思据南轩氏所论“尧舜以前之事，曰其中多有不经”，认定“‘天皇氏有干支之名，伏羲纪元癸未’，皆外纪荒唐不经之语”之观念，与中国传统学术疑古辨伪的思想大体是一致的。早在宋代，欧阳修即认为司马迁所记三皇五帝君臣世次“尽集诸说而论次”(91)，“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所不著者，皆不足信决矣。”(92)迄清代晚期，崔述对传说中的“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之说提出怀疑：“考之《易传》，前乎皇帝者为庖羲、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昊皆在黄帝之后，其世次又不合。”(93)与欧阳修、崔述所不同者，迄古史辨运动兴起后，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94)与积极倡导“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打破古代为黄金世界的观念”(95)四条原则后，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设得颇为牢固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开始遭到空前彻底的否定。迄今为止，不少学者认为，古史辨派为“中西学术交融的产物”(96)，既然如此，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对于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显然或多或少起到了若干间接的促进作用。
    再次，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综前所论，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仅仅是一场判断各自文化高低的“道统”之争，加上中西学者对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而且在当时具有现代意义的地质学、考古学、古人类学、民族学、地理学、生物学等学科尚未兴起，双方的辩论所得出的结论也极牵强武断，辩论的学术价值非常有限。然在西学东渐的特殊文化背景下，一个具有重要前瞻性的国际性学术课题被正式提了出来。康乾以后，江永(97)、赵翼(98)等学者中国学者对“西学中源说”始终保持着公平清醒的态度。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西方学者分别从语言、文物及文献等方面提出中国民族文化起源于埃及、印度、巴比伦、中亚等种种假说的论辩如火如荼，中西文化同源说和中国民族文化本土说，亦得到不少学者的支持。尤其拉克伯里提出的中国人来自巴比伦说，于20世纪初一度得到日本学者白河次郎(99)以及中国学者丁谦(100)、蒋智由(101)、刘师培(102)、章太炎(103)等人的支持，但很快即遭到柳诒征(104)、梁启超(105)、缪凤林(106)等学者的反驳，引发了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新的学术论争。此后，中国上古民族文化形成发展的理论建构，长期受到中外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多学科学者的共同关注与普遍重视，并构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研究中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难题。综上所论，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