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注意到，唐代中后期，村正和里正之间的关系有所变化。变化的方向是，村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
    首先，由于村是居民生活小区，王梵志诗：“遥看世间人，村坊安社邑。一家有生死，合村相就泣。”(73) 居民点有社邑互助性质的民间组织。朝廷发布的一般民间公共活动规范，都以村为单位发布，鲜有提“里”者。
    如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千秋节（玄宗皇帝生日），朝廷定为法定节假日，民间活动有“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赛白帝”。德宗贞元五年，制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士庶以尺刀相遗，村社作中和酒，祭句芒神，聚会宴乐”。直到元和二年，皇帝生日时“士庶村社宴乐”(74) 的活动才被停止。从这里可以看出，乡村中的宴乐活动以村社为单位，不以里的名义安排。又如，玄宗开元二年十月六日敕云：“散乐巡村，特宜禁断。如有犯者，并容止主人及村正决三十，所由官附考奏，其散乐人仍递送本贯入重役。”(75) 散乐就是指雅乐之外的一般大众音乐。“散乐巡村”就是指歌舞下乡巡回演出的活动，这种活动的出现，也是因为村是居民点。朝廷不允许散乐巡村，受到处罚的人就是村正而不是里正。
    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规定：“如闻坊巷之内，开铺写经，公然铸佛。自今已后，村坊街市等，不得辄更铸佛写经为业。”(76) 唐宣宗大中五年，虽然提倡佛教，也禁止在“村坊”设置佛堂兰若。(77) 但是，这只是官方的规定罢了。唐宣宗本人在大中九年，就亲眼看见“近县父老于村寺设斋”，为地方官醴泉县令李君奭祈福。(78) 可见乡村的寺庙照样实际存在。无论是禁止敕令，还是实际存在的规定，都表明村坊愈益成为国家政策的关注重点。
    又如学校的设置情况。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但是到了安史之乱之后，贞元三年正月，右补阙宇文炫上言：“请京畿诸县乡村废寺，并为乡学。并上制置事二十余件。”由于乡村废寺其实都设置于“村”，因此在废寺设置乡学，就是把学校建立在村这一级居民点之上。尽管这条奏疏并未获得批准，其实却道出了当时的实际情形，如在敬宗和文宗朝为宰相的窦易直，幼年家贫，就是“受业村学”。(79)里学向村学的转变，也昭 示了唐代后期乡村基层组织的发展方向。
    一般人提到自己的出生地、葬地和籍贯，多数情况下习惯“乡-村”连称，与唐代前期多数称乡或者乡、里，形成鲜明对比。如《太平广记》卷六十三：“唐元和十二年，虢州湖城小里正吴清，妻杨氏，号监真，居天仙乡车谷村。”(80) 这位里正的住地已经不用某乡某里，而是说某乡某村。房山石经题记咸通年间的《巡礼碑题名》有：“固安县政和乡程村正”李弘琳，程村正即程村之村正；又有“归义县得化乡西杨村突将杨方谏”、“东杨村突副李匡实”；(81) 这里提到居住地都用县-乡-村的结构。《李府君墓志铭》：“君讳让，本贯魏州莘县太平乡北孙村人也。”(82) 介绍志主的籍贯是也用某县某乡某村，而不说某县某乡某里。
    这不是个别现象，笔者系统地搜集了一下《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的记载，在唐代开元之前的墓志中，绝对多数墓志记载葬地的为某某乡，或者某某乡某某里。比如“洛州洛阳县清风乡月城里”（续编贞观007）；“兖州任城县黄山乡定丘里”（续编贞观018）。但是，开元之后特别是安史之乱以后，多数葬地记为某某乡某某村，比如：“洛阳县清风乡五品子赵思忠，葬于吕乐村之平原礼也”（汇编开元211）；“河南县平乐乡崔村”（汇编开元374）；“河南县朱阳乡之朱阳村”（汇编千元010）；“江阳县嘉宁乡五乍村”（续集贞元052）；“蓟城东南八里会川乡从善村”（续集太和004）；“易县西南候台乡北韩村”（续编咸通022）等等。
    在住地以及葬地表示方法中，从“乡-里”结构到“乡-村”结构的这种变化，清楚地告诉我们，唐代中后期，“村”的重要性已经超越了“里”。
    再看唐代官方面向基层社会发布的朝廷公文，一般使用村坊或者乡村（村乡），鲜有称乡里者。这在玄宗时代就已经出现，之后更形普遍。兹举《唐会要》中的若干事例如下：
    天宝四载三月敕：……自今已后，每至定户之时，宜委县令与村乡对定。审于众议，察以资财，不得容有爱憎，以为高下，徇其虚妄，令不均平，使每等之中，皆称允当。（卷八十四《定户等第》）
    天宝五载八月敕：朕所撰《广济方》，宜令郡县长官，选其切要者，录于大版上，就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卷八十二《医术》）
    其年（元和十三年）六月，京兆尹李游奏：诸司使诸军所由官徒等共九十四人挟名。伏检元和二年三月敕，并委京兆府，比从十年更无逃亡补替等处，遂使影占文牒，散在村坊，凡欲差役，皆无凭据。臣祈请诸司案旧名额。自元和二年，其逃亡补替挟名，乡县牒臣当府，令别与。（卷七十二《京城诸军》）
    （长庆）三年正月，新罗国使金柱弼进状：先蒙恩敕，禁卖良口。使任从所适，有老弱者栖栖无家，多寄傍海村乡，愿归无路。（卷八十六《奴婢》）
    （长庆）四年三月制敕：应属诸军诸司诸使人等，于城市及畿内村乡店铺经纪，自今已后，宜与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卷七十二《京城诸军》）
    太和二年二月。宰臣李绛进则天太后删定兆人本业记三卷。宜令诸州刺史写本。散配乡村。（卷六十九《都督刺史以下杂录》）
    会昌元年正月制：……自今已后，应州县开成五年已前，观察使刺史差强明官就村乡，指实检会桑田屋宇等，仍勒令长加检校，租佃与人，勿令荒废，据所得与纳户内征税，有余即官为收贮，待归还给付，如欠少，即与收贮，至归还日，不须征理。（卷八十五《逃户》）
    上述这些诏敕或者奏表，涉及的事务，并不限于治安工作，而是广泛及于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户口和赋役方面这些以往只是里正掌管的内容。总之，村与里的关系在逐渐变化，变化的方向是，唐代基层管理愈益按照自然村的模式进行。因为居民的实际家庭生活，都是以自然村落为单位而进行的，对于整齐划一的“里”的认同感比较薄弱。
    但是，这并非说里正被村正取代了，相反，里正的职能集中到了“乡”的事务上，“里”的事务倒是被弱化，而由村正取代了。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村正对于外来人口入住本村问题要向里正请示和报告，不仅因为涉及村坊治安的本职工作，而且因为里正实际上是乡司的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