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前期已经有村头协助里正去催征赋役的情况。王梵志诗云：“村头语户主，乡头无处得。在县用纸多，从吾相便贷。我命自贫穷，独办不可得。合村看我面，此度必须得。后衙空手去，定是搨你勒。”(83) 这里的乡头可以看作就是主持乡务的里正。“乡头”在县衙当差，用纸甚多，要从村头那里借贷纸张，村头自己无力置办，于是召集全村户主征集。乡头（里正）在县衙需要较多的办公用纸，就是因为他们在县司当差的缘故。
    王梵志诗又云：“里正追庸调，村头共相催……里正被脚蹴，村头被拳搓。驱将见明府，打脊趁回来。租调无处出，还须里正倍（赔）。”(84) 里正的催征赋役工作，需要有村头（正）的合作。催征不上来的话，里正要负赔偿之责。王梵志一般认为是隋末唐初之人，庸调等的征收也是唐代前期的制度。这说明在村设立之初，村正就自然而然成为里正催征赋役的帮手。
    玄宗时期，里正、村正共同承担赋役征催似乎已经制度化了。唐玄宗《赡养百姓及诸改革制》：“其天下百姓，有灼然单贫不存济者，缘租庸先立长行，每乡量放十丁，犹恐编户之中，悬磬者众，限数既少，或未优洽。若有此色，尚轸于怀。特宜每乡前放三十丁，仍准旨条处分。待资产稍成，任依恒式。其所放丁，委县令对乡村一一审定，务须得实。仍令太守子细案覆，本道使察访。如有不当者，本里正、村正先决一百，配入军团，县令解，太守、本道使不举者量贬降。”(85) 这则诏书发布于天宝五年（746年）正月，“委县令对乡村一一审定”的具体对象，就是里正、村正。里正相对于乡而言，村正相对于村而言。唐制，凡一村超过百户，增置村正一人，则一村正所管最多不超过百户，这一点已经与里正所管相似。在里正掌管一乡之同时，村正似乎成了里正掌管百户的代理人。乡村、乡村，乡与村所对应的负责人分别是里正与村正。这则诏书等于是中央政府在现实中承认了“乡-村”体制在基层管理中的实际作用。
    如果说以上还只是村正协助征收赋役或者放免租庸的话，那么，中唐时期杜甫《东西两川说》就提到村正直接出面催征赋役了：“村正虽见面，不敢出示文书取索，非不知其家处，独知贫儿家处。”(86) 杜甫的话凸显出，在这个时期一般村官很难履行赋役催征的职责。于是，选择“有力人户”担任村官便成为自然的选择。杜牧在黄州刺史任上，就提到“乡长村正，强为之名，豪者尸之”(87)。这里的乡长其实就是“五里官”的里正。(88)
    到了五代时期，乡、村成为县司下属基层组织，甚至不提及里了。后唐左补阙王延长兴元年（930）十二月上奏建议：“一县之内，所管乡、村，而有割属镇务者，转为烦扰，益困生民，请直属县司，镇唯司贼盗。从之。”(89) 后周显德二年（955）五月诏：“诸道州府、县镇、村坊，应有敕额寺院，一切仍旧。”(90) 这些材料都表明，“乡-村”已经取代“乡-里”成为县司以下的基层行政机构。
    四、乡治的困境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本”的意思，不仅因为国家的财政税收依赖于农民提供，而且也因为有“载舟覆舟”的警示。中央政府要依靠乡村基层组织控制人民，又要防止他们鱼肉人民。这本身就矛盾。
    王梵志诗：“早死无差科，不愁怕里长。”(91) 可见，里正在民户心中的形象极其糟糕，里正催驱赋役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国家赋予基层政权以干预居民家庭生活的权力，难免会出现滥施权力的贪官污吏，于是，为了长治久安，国家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基层政权的胡作非为，剥夺乡村长正差派赋役的权力，扮演保护农村居民的角色。这就是中央集权下乡治的困境。
    在唐朝前期，正如王梵志诗《富饶田舍儿》所说：“里正追役来，坐着南厅里。广设好饮食，多酒劝亦醉。追车即与车，须马即与马。须钱便与钱，和市亦不避。索面驴驮送，续后更有雉。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县官与恩泽，曹司一家事。纵有重差科，有钱不怕你。”(92) 富裕人家在受到里正追役的情况下，可以交纳钱物，并用钱财打点里正和县司官员，不必应差。差役于是落到了贫穷百姓身上。开元时代已经制定法令，防范此类事情发生。
    依据宁波天一阁新发现《天圣令》复原“唐令”云：“诸县令须亲知所部富贫、丁中多少、人身强弱。每因收手实之际，即作九等定簿，联署印记。若遭灾蝗旱涝之处，任随贫富为等级。差科、赋役，皆据此簿。凡差科，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凡丁分番上役者，家有兼丁者，要月；家贫单身者，闲月。其赋役轻重、送纳远近，皆以此以为等差，豫为次第，务令均济。簿定之后，依次差科。若有增减，随即注记。里正唯得依符催督，不得干豫差科。若县令不在，佐官亦准此法。”(93)
    这条令文要求各县县令要亲知部内人丁贫富、多寡、强弱等情况，在收受手实的基础上，编造九等定簿，“联署印记”，这个联署者是谁？既然是在里正收受手实的基础上制作的，联署者中很可能就有五位里正。按照研究者目前的理解，“天圣令”是以“开元令”为基础编制的，那么这个规定就是唐朝前期的制度。制度的目的，是防止里正等基层乡官在差役分派中上下其手。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又发生了另外一个问题，即豪强之家拒绝当差应役。
    著名的《唐开元二四年（736）九月岐州郿县尉□勋牒判集》有一则判文提到：
    初里正朱本，据户通齐舜着幽州行。舜负恨，至京诣台，讼朱本隐强取弱，并或乞敛乡村。台使推研，追摄颇至。再三索上，为作此申。牒使曰：此县破县，人是疲人，一役差科，群口已议，是何里正，能作过非？如前定行之时，所由简送之日，其人非长大不可，非久行不堪。在朱本所差，与敕文相舍，类皆壮健，悉是老行。简中之初，十得其四，余所不送。例是赢，不病不贫，即伤即荐，役者准敕不取，交（较）贫者于法亦原。其中唯吕万一人，稍似强壮，不入过簿，为向陇州，且非高勋，又异取限。如齐舜所讼，更有何非。或云，遍历乡村，乞诸百姓，昨亦令人访问，兼且追众推研，总无所冯，浑是虚说。至如州县发役，人间难务，免者即无响无声，著者即称冤称讼。此摇动在乎群小，政令何关有司，众证既虚，朱本何罪！昨缘此事，追摄亦勤，廿许人数旬劳顿，农不复理，身不得宁，忝是职司，敢不衔恤。具状，牒上御史台推事使。这里已经不是差遣贫弱的问题，而是根据“户通”征派符合条件的民丁，遭到了豪强的抵制。强势的里正或许会欺凌弱势村民，弱势的里正又不能威慑地方豪强，乡治的困难，于此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