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防解同知亲至澳中，带领澳官脱继光……（注：《明清史料》乙编第八本《兵部题〈失名会同两广总督张镜心题〉残稿》。）此件系年于崇祯十三年，此同知为广州府海防同知，为正五品官，可证，直至明末，澳门的守澳官仍由中下级武官充任。因此，我认为，万历初年已升为正三品武官的昭武将军王绰决不会出任守澳官。至于王绰所任职官，可能为“广东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为正三品武官，考“征讨岭西罗旁贼”为万历四年（1576年）之事，（注：（明）应槚《苍梧总督军门志》卷二一《讨罪》五。）而王绰移镇澳门当在万历五年之后，王绰以昭武将军如此品级武官出镇澳门，与当时澳门形势有关。万历五年，曾一本海盗集团被剿灭后，其余党梁本豪继续为乱。《明史·黄应甲传》载：
    本豪，故曾一本党，亦蜑户也，一本诛，窜海中。习水战，通西洋，且结倭兵为助，杀千户，掠通判以去。（注：（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二《黄应甲传》。）“通西洋”，可以反映梁本豪集团很可能与澳门葡人有所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开始对澳门布重兵设防：
    （万历）十年六月，总督陈瑞与应甲谋，分水军二：南驻老万山备倭，东驻虎山备蜑，别以两军备外海，两军扼要害。（注：（清）张廷玉《明史》卷二一二《黄应甲传》。）老万山、虎门、外海的层层防御，实际在当时均可视之为对澳门的防御，所以，我怀疑上文所述王绰之移镇澳门就是万历十年对梁永豪集团与澳门勾结的防范。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但可以断定，万历五年后“移镇澳门”的王绰担任的不是守澳官。
    守澳官的职责是驻守澳门，全面负责澳门的管理工作，并直接同澳门葡人首领打交道，前引澳葡彝目唩嚟哆率澳葡于顺治八年归顺清朝的信即是先交给守澳官，然后由守澳官转交前山参将。俞安性的海道禁约也明确指出：“如有奸徒潜运到澳与彝，执送提调司报道。”克罗斯（Cros）《沙勿略传》亦载：1565年时，到达澳门的神父方济各·贝勒兹（Franosols Perez）等在澳门议事亭谒见明朝守澳官， 向中国政府提出进入内地传教的要求， 遭到守澳官委婉的拒绝（注： Cros: 《Saine Fan Cois d Xavie》Vol.11，第109页。）。据马士（H.B.Morse）言：
    据记载，1587年（万历十五年）以前，中国曾派遣一位官员驻守澳门，承皇帝之旨管理该城，凡牵涉中国人在内的案件，不论他是原告或被告，都归他裁判。（注：H.B.Morse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译本）第49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1587年（万历十五年）之前驻守澳门的中国官员非“守澳官”莫属。据此可知，守澳官还要负责澳门的司法审理。明代的守澳官其职责与清代所设“香山县丞”相似，明代香山县丞并不专责澳门事务，而澳门行政、司法及外事诸权均集于守澳官一身，而守澳官处理不了的事务才由香山县令出面，如万历三十六年蔡善继处理澳门内乱，万历三十四年张大猷毁青洲城垣事。一般时候，澳门事务均由守澳官处理，故《澳门记略》卷上《官守篇》称：
    查前明曾设有澳官，后改为县属。这个“后”实际上是指清朝，清设“香山县丞”驻于望厦，后又移于澳门城内，即是以“香山县丞”取代明朝的“守澳官”。
    备倭：《明史·职官志》称，备倭为一不定品级、不设定员的武职官员。又称：
    凡镇戌将校五等：曰镇守，曰协守，曰分守，曰守备，曰备倭。（注：（清）张廷玉《明史》卷七二《职官》一。）可知，备倭地位在守备以下。备倭初设可能是为防御倭寇，无倭警时，备倭官亦主管沿海各地的外商贸易之事。明初，广东沿海各港多设有备倭官。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
    明初，阳江、海朗、双鱼三所各设备倭官一员，每年驾船汛海。（注：（清）阮元《广东通志》卷一二四《海防略》二。）道光《电白县志》卷十一。
    正统五年，都指挥张演奏设备倭隶神电卫。（注：（清）章鸿《电白县志》卷十一《经政》二。）《新安县志》卷七：
    备倭总兵署，在城内东南隅，明正德五年，总兵王德化建。（注：（清）王崇熙《新安县志》卷七《建置略》。）香山之备倭设于何时，文献无载，康熙《香山县志》卷九：
    明洪武二十三年，设香山守御千户所，千户五员……备倭守城，俱本所旗军。（注：（清）申良翰《香山县志》卷九《兵防志》。）当然，此处之“备倭”二字不具职官之意，但可反映，明初香山地区即开始有倭警，考广东沿海各千户所明初多设备倭官，香山备倭官大抵也设在这一时期。《明史·佛郎机传》：
    嘉靖十四年，指挥黄庆纳贿，请于上官，移之壕镜。（注：（清）张廷玉《明史》卷三二五《佛郎机传》。）这里的“指挥”当即指“备倭官”。如同传：
    嘉靖二年，遂寇新会之西草湾，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御之。（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四嘉靖二年三月壬戍条。）这里的“指挥柯荣”，在《世宗实录》中则称之为“备倭指挥”。又如《世宗实录》卷四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