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结构一直是史学研究所关注的一个焦点。无论以往人们对“中国缘何落后于西方”的思索，还是今天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探讨，都不可避免地要对此时的中国社会结构进行一番谨严的考察与审视。因为中国在走向现代化道路中所形成的种种特殊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传统社会结构的历史影响。为此，本刊推出这组有关“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的笔谈，以期能对这一问题的深入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传统向现代的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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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结构，便没有社会。”布罗代尔的这句话道出了社会结构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由于观察视角不同，人们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也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景象。任何一种对社会结构的理解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因为社会本身就是多元的，对社会结构的认识也可以是多视角的。然而，社会结构是随着社会的生成而形成的，因此，从社会生成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结构或许更有意义。
    “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四卷，第320页。 ）这种交互作用是通过社会交往得以实现的。从这一角度说，社会也是人类交往的必然产物，是人类为追求更为和谐的生存环境与更为公平的利益分配于社会交往中通过交互作用而结成的一种共生群体。因此，“提出一种系统的社会结构理论所必需的基础是透彻地了解社会交往的过程，从能表现个体之间的人际关系特征的最简单过程，到有关大型群体之间和之中的关系的最复杂过程。”（注：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社会交往的过程， 既是人类社会走向规范与有序，又是走向分化与冲突的过程。因为人们是基于对和谐与公平的追求而走上结合之途的。在这种交往与结合中，他们势必要付出自己的一部分利益来交换他人的一部分利益，以使和谐与公平在对个体利益的相对约束中得以展现，从而确定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共生性。为了使这种交换不仅仅成为一种短期行为，人们努力采取各种措施，以至通过建立各种具有极强约束力的组织来保证这种交换的持久性，使人类社会关系具有了相对的稳定性。同时，一定社会环境中交换条件的不充分则往往导致了社会分化的产生与社会关系等差性的出现，当“一个人如果支配着别人所需的服务，并且与别人支配的任何服务无关，那么他就能够根据这些人的服从情况使他们的需求得到满足。”（注：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这种分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反抗意识与势力的滋生，又使人类社会关系表现出冲突的一面。因此，从社会生成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就是社会交往的结构，它是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存在的方式并体现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特征。主要包含如下几个层面：
    （1）建立于社会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整合体系。 主要包括社会资源配置（如职业结构、定居格局等）、社会观念、社会流动、社会内部各要素（如社会群体、阶级等）相互依存及政治参与的程度等。它主要体现了人类社会关系的共生性。
    （2）建立于社会分配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化体系。 主要包括社会等级结构、阶级结构、社会竞争、社会权力结构、亚文化群体及特殊政治利益集团的生成等。主要体现了人类社会关系的等差性。
    （3）建立于社会调适基础之上的社会组织体系。 主要反映了人类社会关系的稳定性。包括合法化的价值观念、文化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体系、社会经济组织及制度等。
    （4）建立于社会反抗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体系。 主要包括文化与观念冲突、非法政治斗争、以经济关系为核心的社会反抗等。它是人类社会关系冲突性的重要体现。
    这四个层面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一般而言，社会环境（如物质技术、生存空间、经济增长等）的变化往往导致社会构成要素的数量或功能的变化。这一方面造成社会分化的扩大导致冲突的加剧，另一方面也潜在地促进了社会整合的发展。但整合的力度往往受制于社会组织的调适能力，如果调适得当，就会使整合克服分化，抑制冲突的发展，保持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反之，则会使分化克服整合，导致社会冲突的剧烈发展。当这种冲突一旦突破社会结构自身的调节能力，就会造成结构的变迁与重组。当然，这无疑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