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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是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产生的结果。但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未能突破封建小农经济结构的苑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只处于萌芽状态且分布地域较窄。因此这种变化尚不足以突破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限制走向结构的变迁与重组。
    由于社会构成要素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分化的扩大，同时也促动了社会整合的发展与社会共生关系的增强。尽管社会组织体系调适功能的减弱影响了社会整合的力度，但由于受物质技术水平、经济结构等环境因素的制约，社会构成要素数量与功能的变化缺少深入发展的能力，也造成了社会分化的不够彻底。尤其社会组织体系尚能发挥一定的调适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社会分化的进一步扩大。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输粟入监”与“官衔买卖”的推行，使一部分商人通过身份买卖的方式得以进入更高的等级，既维持了旧的身份等级体系，又削弱了社会反抗的势力，增强了商人与官僚、封建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也是何以等级结构松而不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社会整合功能仍略高于社会分化，社会结构也未发生质的变化。但分化向整合的挑战与逼近，则导致了社会冲突的加剧，社会结构的稳定性相对削弱。
    那么，如何判定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是分化克服了整合还是整合克服了分化呢？这确实是一个较为困难的问题。因为社会是复杂多样的，社会结构的变迁也难以划定一个标准的参数指标，如生产力到底发展到何种程度或商品经济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到底占多大比重等。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结构变迁与否，主要取决于在社会整合中承担了主要功能的社会群体或阶层的性质。如果社会整合的功能主要是由那些代表新的生产关系、具有变革基因的社会群体或阶层来承担的，则表明社会分化克服了社会整合，预示了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组。反之，则表明社会整合克服了社会分化，不会导致社会结构的变迁。即便产生极为强烈的社会动荡也只会导致诸如改朝换代之类的微观社会的变化，而不会导致宏观社会的变迁，即社会结构的变迁与重组。
    16～17世纪的中国社会，商人与市民阶层的势力虽然增强，但并未在社会整合中承担起主导功能。倒是绅衿阶层凭借其社会地位与封建特权的优势，成为社会整合的核心力量，表明此时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还没有突破传统封建社会结构的限制。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变迁只能走上改朝换代的微观循环之中，因为此时绅衿阶层的身份构成及其性质着实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他们已不单单靠经营田产持家，还“多以货殖为急”（注：道光《苏州府志》卷二，风俗。），通过兼营工商业致富。这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尤为普遍。因此他们除了拥有官僚与地主的双重身份外，商人的身份特征也日益明显。我国学者对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多持批评态度，认为它阻碍了商业资本的积累，巩固了封建制度。我们并不想否认这种“三位一体”结构确实存在许多消极因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影响是相互的，它本身说明了商人对官僚、地主阶层的渗透与影响。而且，这种“三位一体”的结构并非是中国所独有，英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新贵族”阶层以及法国的“穿袍贵族”阶层就是这种“三位一体”结构的表现（注：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而正是这些具有“三位一体”特征的社会阶层成为了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因此，16～17世纪中国绅衿阶层“三位一体”结构的形成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强化，它恰恰说明了社会结构变迁可能性的存在，只不过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寻找更好的机遇。正如马克垚先生所云：“中国和西欧……的发展都有导向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中西社会后来发展的不同，从本质上说只是速度不同，而不是道路不同，方向不同。”（注：马克垚：《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问题的检讨》，载《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
    总之，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虽未突破传统社会结构的基本模式，但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蕴含了某些从传统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新的萌素。它表明此时的中国社会结构正处于结构变迁前的预过渡时期，这也正是此时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的意义所在。
    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
    所谓社会结构，即社会在一定阶段内所具有的相对稳定的内在秩序，总括为社会一系列基本范畴之间的关系。由于人是社会的主体，而每个人又都处于不尽相同的群体之中，因此，社会结构的本质是一定社会制度下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共生关系。正是这些关系的存在，社会才得以构造。
    按着既有的历史时间划分，中国16～17世纪，属于明朝中后期和清代前期，这是一个内涵相当丰富而又令人疑窦丛生的历史时段。它既易令人欣喜，又易令人沮丧，甚而使人不由自主地设定许多假设，或陷入深深的历史遐想之中。关于这一历史时段的社会结构，历来有许多不尽相同的甚至是截然对立的认识，“社会结构”变与未变的差距也就自然难以比较。这既有理论模式问题，又有方法论中的参照系统问题。
    笔者不揣固陋，从对重大社会现象和历史事件的解释入手，冀给中国16～17世纪的社会结构状况以一个基本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