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在仕途无望，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其不同于常人的心理和知识层次往往会产生变异，形成极端的性格。明中后期，那些过去讲究礼义廉耻的士人们，这时公然娱情烟花，拥妓歌舞治游。有的甘为优伶，有的蔑视礼法，放荡轻佻，或酗酒疯狂，或冠裳无忌，或徒跣行乞，或打牌赌博。其中王艮与李贽的叛逆思想更是对传统儒教的突破。士人狂狷心理实际是一种渲泄和反抗，这种变异的输出物对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士人阶层在政治中无法发挥作用，只能在经商、结社及渲泄中寻找心理的平衡。这种不正常的行为只能使士人阶层整体功能无法发挥，导致社会交换中一个重要环节的缺失。
    明代中后期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但商业经济在发展中遇到了重重制约。明朝统治者对开矿、海上贸易以及盐茶贸易等进行严格的控制，甚至直接进行经济掠夺。万历年间，在神宗的支持下，矿监税使四处搜刮，对工商业造成了极大破坏。此外，设立皇店官店，滥征铺户之役，增加关税商税以及官僚经商、宗室开店，权贵把持市镇等等都对商业发展套上了层层枷锁。
    为了自身的存在与发展，为了摆脱不平等的交换关系，许多商人走上走私的道路。明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的对外贸易活动已突破官方朝贡贸易的限制，民间私人海上贸易迅速发展。嘉靖、万历时期福建的海商已遍布沿海各地，“福建遂通番舶，其贼多谙水道，操舟善斗，皆漳泉福宁之人”（注：乾隆《福建通志》卷七四，《艺文》引赵文华语。）。当时人指出：“中国而商于夷者，未有如今日之夥也。”（注：张燮：《东西洋考》卷七，《饷税考》。）在内地，两淮盐厂武装走私食盐的势力越来越大，周边茶马贸易的地区，私人的茶马贸易泛滥。同时，一些商人努力提高自身文化素质，以结交士人为荣。以捐纳钱财取得进入权力阶层的资格，将自己变为交换的另一方，摆脱不公平的交换关系。但在当时传统的习俗中，只有士人进入权力阶层才是正常的，商人对明代一些重大问题决策的影响有时恰恰是在政治之外。开中制的改革，由纳米中盐改为纳银中盐，得利最大的应是两淮的盐商。此外，东南御倭问题的争论，就因东南沿海大商人与朝中权贵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使问题变得复杂。
    正常情况下，流通阶层获得利润后，应分出一部分给权力阶层，作为社会管理的资金及权力阶层生活的费用。但权力阶层在不能正常行使职能而又不断索取的情况，此种交换则失去了公平性。商人得不到应得的权力，从而进行走私，对政治进行干预，这不仅使流通阶层的职能不能正常发挥，还加速了权力阶层的腐败和混乱。
    生产阶层在明代社会中主要由自耕农、佃农、奴仆、手工业者组成。他们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明中后期他们的生存状况不断恶化，被强加了各种不平等的交换。他们也以逃亡、暴动以至武装起义来摆脱旧的交换关系和重建新的交换关系。
    明中后期，大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兼并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贵族地主、官僚地主、豪强地主以各种方式占有土地。同时，国家的赋役不断加重，使大量自耕农失去土地成为佃农。各种地主利用对土地的占有权，不断提高地租率，如福建宁化县，“大抵富者有田，坐享其成之利，农民佃其田，终岁勤动，获止三分，籽种耨获之费在其中，仰食俯畜，食指少繁则不给”（注：康熙《宁化县志》卷十。）。此种情况下，南方各省佃农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佃农们以抢米、抗租、烧契等等方式进行抗争。崇祯十一年（1638年），吴县横金各乡农民结党抗租，“田主有乡居者，征租于佃户，各佃聚众焚其居，抢掠其资”。他们在唐左耕等人的领导下，“纠合沿湖三十余村，刑牲誓神，村推一长，籍罗姓名，约佃农勿得输租业主，业主有征索，必沉其舟，毙其人，愚民煽惑，挥戈执械，鸣金伐鼓，聚及千余，焚庐劫资”（注：叶绍衷：《启祯记闻录》卷二。）。
    由于破产农民无法找到更好的生计，有不少人不得不被迫卖身为奴，或投靠于地主势家成为佃仆，从而出现了明末蓄奴之风极盛的现象。主人与奴仆之间的地位十分不平等。明末张履祥谈及江南地主御奴之酷，令人发指：“予所见，主人之于仆隶，盖非复人道处之矣。饥寒劳苦，不之恤无论，已甚者，父母死不听其缞麻哭泣矣，甚有淫其妻女若宜然矣，甚者夺其资业，莫之问矣，又甚者私杀之而私焚之，莫敢讼矣。”（注：《杨园先生全集》卷一九，《义男妇》。）正是在主人对奴仆的残酷压迫下，明末出现了奴仆的反主叛主风潮。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五月间，上海、吴凇等地“群奴持刀，弑主父子，立时焚烬，延至各乡大户，无不烧抢。”暴动的奴仆纷纷向主人索取卖身契，“急书退契，焚劫大室为之一空”（注：孙之騄：《二申野录》卷八。）。
    明中后期手工业者的生存环境也越来越恶化。由于封建政府的勒索盘剥，各地出现了反抗斗争。如万历年间四处横行的矿监税使就引起了以城市手工业者、雇工为主的市民的反抗。
    生产阶层作为社会的基础，其稳定性对整个社会存在至关重要。明中后期生产阶层在不公平交换关系的压迫下已无法生存，必然会导致反抗的发生。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明王朝，使明代社会各阶层进行了重新的组合。清军入关，只是作为一种新生力量参预权力竞争。清王朝建立后，重组后的各阶层在较为公平的交换关系下重新发挥职能，中国社会又开始发展。
    纵观16～17世纪中国社会，以交换关系联结的社会结构由于权力阶层的内部的竞争，导致了整个社会公平交换原则被破坏，四个阶层的职能不能正常发挥，社会上充满矛盾和冲突，最终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解体和重建。这种变化，只是各阶层成员的变化，不平等交换关系的瓦解和新的交换关系的重建，作为公平交换准绳的习俗和社会规范并未有大的变化。只有当包括了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的习俗与社会规范得到全面发展时，社会才发生了真正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