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极端皇权的逻辑展开
    明初，太祖面临外有强敌伺机东山再起，内有小民构乱，元功宿将“蔽君之明，张君之恶，邪谋党比，几无暇时”（注：《御制大浩·君臣同游》。）的严重局面。这需要他以铁的手腕加以克服。而长期总结历史上政治得失所铸成的治国理念又给予他精神支持。他认为女宠、宦官、权臣、藩镇、夷狄等皆是致使纪纲陵夷、社稷倾圮的祸端，皆需防犯。他认为“元氏昏乱，纪纲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注：《明太祖实录》，卷一四。）。将“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注：《明太祖实录》，卷一○。）作为他采取“防止权臣之患”手段的原则。在将地方行政权、军权、司法权分割后，在中央借“胡惟庸案”，“诏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注：黄元升：《昭代典则》，转引《历代职官志》卷四。）。立训以戒，“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注：《明史》，卷七二。）。由是建立起极端皇权专制制度，皇帝集大权于一身。然而，皇帝事必躬亲又力不胜繁，不能没有襄辅大臣，权力人格必须有相应的延伸和补充。于是，内阁制应运而生，宦官介入政权又踵继出现，以至在明代中后期出现“内廷政治”和“外廷政治”之行政格局。宦官政治是极端皇权的变态发展，内阁政治是极端皇权的补充形式，其态势表现视宦官--皇帝--内阁各自情况及三者关系而定。明中期以后，司礼监取得“批红”之权，藉皇帝之威逞凶肆恶，人主之权尽出其手。连内阁首辅之选，也要视其而动。嘉靖朝大臣张居正得任内阁首辅，除了大臣间的争斗，也与联结中宦冯保有相当关系。在明朝中后期，宦官在权力上一直很大，从英宗时王振、宪宗时汪直、武宗时刘瑾到熹宗时魏忠贤，构成了一个宦官专权、炽烈为祸的序列。但嘉靖、隆庆以后，朝政的突出特点却表现为官僚的争夺和党派倾轧，而嘉靖初期的“广开言路”又助长了这种势头。皇帝以制衡的原则集权，强化意志，必然造成臣僚以窥测皇帝意志为进退之径的现象，无论是宦官司礼监，还是官僚内阁，只能以归依皇帝意志为手段。这种行政权力机制，在很大程度上背离规范的约束，而表现出灵活的随机的特点。它使一切都是因势随势，健为者结党以成，守成者嘿默以循。在朝廷的权力之争中，每个人都为一定的势力结构所左右。张居正能在嘉靖朝专擅十年，与其联结宦官这种相对稳定的势力结构有密切关系。当然，在宦官为害不烈的情况下，自是一种成势手段。而当朝廷争夺激烈，而宦官为祸引起公愤时，凝结实力的手段必然要发生改变。
    至明后期，继嘉靖朝内阁首辅之争后，整个官僚集团内部的斗争，愈演愈烈，派系林立，互相倾轧，而且表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党派特征。如万历年间，出现东林党后，又有浙党、齐党、楚党、宣党和昆党等。这种有鲜明地域特征的党派出现，是对那种变动不居结势手段的某种超越，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特性。诸派系中以浙党为大，他们与当权大官僚相勾结，“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注：《明史》，卷二三六。）。对“稍有异议者，群噪逐之”，正所谓“百人合一心，以排挤善类”（注：《明臣奏议》，李朴“劾三党书”。）。这种立体结势的党争造成一直接后果，“百僚惟言路一致，则其人自去，不待诏旨”（注：《明史》，卷二三六。）。致使朝廷部院要职多所虚悬，这显然是中枢政治控制机能弱化的反映。
    宦官专权、内阁首辅之争、明季党争，是极端皇权专制的一种逻辑展开，其运行中政治控制机能日趋弱化。尤其是明季党争，对极端皇权专制秩序更具破坏作用。
    二、商品经济发展及特征
    明王朝经过一百余年的积累，社会的物质量有了相当的丰富。与这种丰富程度相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显现出来，较为集中地在江南及东南沿海的一些农村和市镇中得到表现。具体来说，在一些农村，以生产粮食为主的单一的农业经营结构开始向多种经营方向转变，棉花、桑树、烟草、甘蔗、花生等经济作物的种植得到推广。当时的松江府某些地区，“务本种稻者不过十分之二、三，图利种花者则有十分之七、八”（注：高晋：《奏请海疆禾草兼种疏》，《皇清奏议》卷六一。）。在苏、松、嘉、湖等地，出售桑叶和蚕丝成为农民的主要收入。在福建，传自菲律宾的烟草种植很快得到推广，竟至“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注：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书》，《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六。）。此外，优良品种得到推广种植，如福建、浙江一带推广双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这为农业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增进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提供了条件。在手工业上，较为发展的传统手工业部门如纺织、制瓷、冶铁等行业的民营手工业增长比较迅速，尤以纺织行业为最，由于织机的改进，生产效率的提高，棉纺业成了普遍的家庭副业，并出现了“以机为田，以梭为耒”（注：胡琢：《濮镇纪闻》卷一，“风俗”。）的脱离自然经济状态的独立手工业作坊。在商品流通领域，从商人口得到壮大，出现了不少地域性的商业资本集团--商邦，如徽商、晋商、闽商、江右商、粤商、吴越商、关陕商等，其中以徽商、晋商人数最多。商人的资本也壮大起来。一些商人有着相当雄厚的资本。“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注：谢肇淛：《五杂俎》卷四。）。在商品市场上，各类市场在数量和规模方面都较以前有所增加和扩大，已经形成了以农村集市、城镇市场和区域市场构成的市场网络。
    要把握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特征，必须从分析商品经济构成诸要素的关系、整个商品经济活动的一般状态，以及商品经济置身的大背景来加以说明。兹列如下：
    1.商品经济的地缘、地域性特征
    商品经济活动在中国传续几千年，然自秦汉以后的历朝社会为了维护专制皇权的经济基础和强化伦理政治，大都信奉“重本抑末”的观念并实施之。这和商品经济的地缘性构成一种平衡。从商品经济集中的特点上看，多集中在江南及沿海和沿江地区；从表现突出、名声较大的徽商和晋商方面看，南部的徽商基于一个“人多地狭”的生态环境中，而北方的晋商则基于一个土地贫瘠、人力难胜的生态环境中；从商人会馆方面看，多地域性多行业会馆和地域性行业会馆。这种地缘、地域特征相交织，为商人群体文化的形成及商业经营活动的面貌表现提供了条件。同时，也露呈了商品经济活动因循传统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