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当代中国人思考的是：维新派精神领袖的角色转换仅仅是个人禀性使然，或者是中国文化传统之巨大惰性所致，还是带有超出其个性和时代的宿命意味？近代以来中国的志士仁人大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相似的心路历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今天的我们能否逃避这一宿命呢？
    三、应当在什么意义上重估戊戌维新站在当代的历史高度，我们应立足于怎样的参照系来审视和解读戊戌维新？是否还要在启蒙意义上看待和评价这场政治运动？笔者认为，只有超越启蒙维度，才有可能从戊戌维新这一历史文本中引申出更为有益的启示。之所以如此，有以下几个理由：
    首先，在西方文化开始进入“后现代”的今天，历史已经为我们回眸戊戌维新提供了更深邃、更丰富的参照系和视野。有人认为：儒学这个潘多拉魔盒在现代化尚在进行时必须牢牢封住，只有在现代化已经充分完成之后，才能小心翼翼打开这个魔盒（参见陆象淦：《一个韩国学者的忠告：谨慎对待儒学的潘多拉魔盒》，《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它在根本上仍然隐含着一个进化论预设。问题在于，当现代化把传统文化彻底粉碎之后，我们在需要传统文化资源时，是否还有能力把已被埋葬的传统文化唤醒或激活？还有人认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这种设想的天真在于把现代化的正效应与负效应看作互为外在的机械的关系。其实，现代化的双重效应只是同一实体或功能在不同参照系中的相对规定，它们是无法被剥离开来的。要想避免现代化的负面效应，就无异于拒绝对现代化的选择。因此，只要我们仍然沿着启蒙的思路考虑，就无法真正走出当年戊戌维新所曾面临的上述现代化困境。
    其次，在今天这样一个崇尚文化多样性的时代，我们必须重新估价戊戌维新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和选择。正如生物多样性对于物种的保存和优化具有不可或缺的前提意义一样，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不同文化的存在和发展，也具有不容忽视的保障作用。应当承认，当代人类的文化意识已经成熟到这样一种程度：在维系本土文化之特质的前提下充分尊重他者文化存在的权利，以一种平等、宽容和多元的心态来建构不同文化共处的格局。亨廷顿就曾明确指出：西方文化是特殊的而非普遍的（参见《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第6期，第14页）。应当承认，中国自近代以来形成的难以打开的现代化情结，隐含着“西方中心论”的偏执。要颠覆西方中心论，就必须超越作为启蒙精神内核的进化论观念。按照沃勒斯坦的说法，“进步这个范畴的作用似乎是欧洲中心论的最后保垒，是其退却的最后保垒”（沃勒斯坦：《进退两难的社会科学》，《读书》1998年第2期）。西方中心论正是基于进化论这一带有西方印记的文化承诺而确立起来的。一旦自觉地提示出进化论在文化上的非中立性质，西方中心论至少在学理层面上将丧失其理由。文化多样性并不是一种普世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而是不可还原和不可化约的多元性。需要指出，对“西方中心论”的否定并不必然陷入“东方中心论”，因为它不是以一种形式的普遍性去替代另一种形式的普遍性，而是以文化民族性的视角取代文化时代性视角。
    再次，对“尚力”时代的重新认识，也要求人们从超越启蒙的角度看待戊戌维新。近代以来的西方实证科学和工业技术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知识就是力量”构成它的主旋律。应当承认，当人类交往的重心尚处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时，尚力和尚智是不可避免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一个文化的存亡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它所拥有的实力；世界的格局最终是由实力的对比所决定的。然而，当人类交往的重心转换到文化层面之后，也就是进入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时代之后，对“实力”的理解也应当作出必要的调整。在未来的发展中，“德性就是力量”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真实性。在这一趋势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将重新得到审视和评价。与此相应的，对戊戌维新也将随之作出相应的新解读。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新的解读不可能继续沿用启蒙的主题。
    总之，百年前后不同的历史语境和文化际遇，使我们对问题的提问方式和解答方式均已有所不同。因此，超越启蒙维度重估戊戌维新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其实，当年维新派精神领袖用自己的一生早已证成了启蒙（反传统）→后启蒙（反省反传统）→非启蒙（复归传统）的艰难历程。
    略谈戊戌变法的“保守”与“激进”
    戊戌变法虽然过去了整整100年，但从未间断过激发读史者的遐想与评说。近年由于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关于戊戌变法与中国近代化问题的新讨论，人们已在“革命”与“改良”能互相兼容彼此牵动上悟出了不少新理，也省察到给戊戌变法以改良主义性质的政治定性是走进了理论误区。诚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由于近代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而戊戌变法“救亡图存”的真正内容就是企图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推行文明制度，即追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要正确认识当前现代化进程中的问题，必须从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开始，这不仅是对近现代史事实的重新认识与澄清，而且需要更新我们的陈旧历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