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维新与新闻出版
    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胡思敬：《戊戌履霜录》）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
    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30页）。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
    他们大都从“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这两方面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专有“日报”一节，论述了报刊的必要与利益。他写道：“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薰烁，天下并起而亡之。”由于历代效法秦制，所以古风尽失。相反，现在“泰西各国”不仅有议院以“通上下”，而且报刊勃兴，“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矣”。陈炽的《庸书》也有“报馆”一节，他与郑观应一样，也认为秦行暴政，“偶语者弃市，腹诽者有诛”，从此言论被断。而“本朝圣神相继，爱民纳谏，不罪言官，顾廊庙虽高不讳之风，草野尚有难通之隐，积重之势，未易遽回也”。现在“泰西报馆之设”“实足达君民之隔阂”，“至于探一新地，行一新政，见一新理，得一新闻，皆可与天下之人，同参共证。所谓不出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者，非报馆无由也”。何启、胡礼垣在《新政真诠》中也不吝篇幅，专述了报刊在西方诸国的作用，而“中国惟泥守古法，故此中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加数倍，民之志量必高数筹；以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必无止境也”。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
    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目的、重点在于“向上”说明报刊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竭力说明的是报纸对“通上下”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只有上下“交泰”，国家才能臻于富强。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从言论自由、公民权利、对权力的监督这种角度来论证创办现代报刊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上谕将《时务报》改为官办，并要各地仿办，“各报体例，自应以胪陈利弊，据实倡言，开广见闻为主，中外时事，均许据实倡言，不必意存忌讳，用副朝廷明目达聪，勤求治理之至意”。
    虽然维新运动不久便归失败，所有维新报刊均被停办，但报刊的论政作用却首次为万众瞩目，流亡海外的维新人士和留日学生掀起了创办政论刊物的热潮，对“辛亥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政论报刊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政治生活中一直举足轻重。可以说，中国的政论报刊是因“戊戌维新”而异军突起的，在戊戌百年之际再回首这段往事，仍给人以意味深长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