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间来，我国学术界认定戊戌变法是一次保守主义的政治改革，并把它与武装夺取政权的辛亥革命对立起来考察。其实，20世纪的中国充满了各种矛盾和痛苦，先进的中国人根据他们的认知能力提出过各种体制改革方案，从甲午（1894）到丙午（1906），改革维新思潮曾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主潮。戊戌变法提出的开国会、定宪法、兴民权的要求，不特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范围，而且在近代政治思想史上突破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从思想文化史上审视，它在甲午战争之后开启了中国传统过渡到近代的转型时期；从政治思想史上观察，它表明中国传统政治秩序开始解体，从而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政治危机。但是，由于维新派主张依靠君权自上而下地变法；在思维逻辑上提倡循序渐进，反对超越躐等。因此，被有些学者判定为不敢推翻清朝统治企图防止农民革命的保守反动的运动。
    关于戊戌变法是保守的反动的观念，影响广泛而深巨，可以说是作为一种历史观念而灌注在中国人的脑海里。1955～1957年，《文史哲》杂志展开了一场关于《大同书》性质的讨论，实际上就是对戊戌变法及其领袖人物的思想是进步还是保守的争论。一派人认为《大同书》“通过乌托邦的方式比较集中和没有掩盖地表述了康有为前期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另一派人不同意这种“进步”说，认为此书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有为“麻痹群众”、“反对民族民主革命”、“主张保皇复辟的理论基础”。从争论的激烈气氛，可以感受到对“戊戌思潮”批判的严厉与残酷。
    近20年来，由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革命”的观念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始普遍退潮，主张循序渐进的“改革”的正面涵义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我国学术界通过争论与反思，抛弃了关于戊戌变法是保守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定义，给以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从中国近代化进程视角来看，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不可或缺的历史环节。在经济上，戊戌变法主张转换“以农立国”、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思想，而走向“以商立国”、“定为工国”的近代化轨道；在政治上，戊戌变法主张开国会、定宪法、兴民权，变封建专制为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走政治近代化的道路；在思想上，主张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促进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出现；在文化上，提倡“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文界革命”，“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孕育了风靡一时的新文体，开“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先河。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一文中，把中国人追求近代化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遂有学习西洋人造船制炮的洋务运动；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遂有既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要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变法维新”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遂有新文化解放运动。历史是一条流淌的河，近代化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可以说，戊戌变法开启了中国人全面向西方学习追求近代化的闸门，是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追求近代化的启蒙阶段，没有戊戌变法时期近代化思潮的传播，就不会有辛亥革命以后近代化的展开，也不会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振兴，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是无可置疑的。
    以近代化的视点研读历史，开阔了我们观察中国近代史的视野，深化了我们对戊戌变法认识的层次。但是，当人们为戊戌变法摘掉“保守”、“反动”的帽子之后，时下又流行一种意见说，洋务运动本来可以把中国推上近代化的道路，可惜康梁发动的戊戌变法打断了它的进程，使中国丧失了一次走向近代化的机会，乃至指责戊戌变法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带头羊。对同一个历史事件，前有“保守反动”的恶谥，后有“激进主义”的鞭挞，这种反差真有天差地别之感。学术上可以而且应该有不同的见解，但解释历史的依据是事实，而不是幻想与假设。
    诚然，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阶段，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与“中体西用”的理论框架中运作，迈出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可贵一步。但它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桎梏，偏重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而轻视甚至反对学习西方的社会理论，这种畸形的近代化是不完整的，维新派批评洋务派只是“变器”、“变事”，而不是“变法”，所以连类并败，必致无功。戊戌变法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科技教育，更要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把中国推上资本主义君主立宪的道路，是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转型，显然不是“同光新政”的延续与回归。近日有人提出：“我们与其把戊戌变法看作一单独的历史阶段，不如把它看作是自强运动的最后归宿。这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当时的实况。”企图把戊戌变法从中国近代史上抹掉，归入洋务运动的范畴，显然只承认他们之间的联系性而否认他们之间的区别性：他们走的不是一条道。
    近年在对激进主义思潮反思时，有的学者提出，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对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坚决地全盘否定的态度出现与持续，从康有为的激进维新到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从辛亥革命后匆匆忙忙地实行的共和制到“五四”运动提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无不游荡着激进主义的幽灵，而戊戌变法的失败则中断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上层资源，导致中国走上了更激进的暴力革命的道路。
    然而，对中国近代史这种后现代式解读，很难令人信服。就以戊戌变法论之，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还是文化思想上，都谈不上是激进主义。维新派主张依靠君权变法，运用的是传统的所谓“得君行道”的旧方，不过是在野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推行变法的一种操作方式；维新派变法的理论核心是进化论学说，而披着传统的今文经学外衣，战战兢兢地请出了孔子的亡灵；维新派虽然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提出以发展和保护民族工商业为国策，但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还有点重农学派的味道；维新派提倡学习西方优秀文化，但反对全盘西化的价值取向，主张保国、保种、保教，一刻也没有离开过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我以为戊戌变法的思想特征之一，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走来，又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重构中国近代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是一种过渡时期的过渡文化。
    至于说维新派在变法中采取了过激的战略与策略，戊戌变法是中国20世纪政治激进主义思潮最早出现的一种类型，则更是一种急于推翻他们认为过时的“现代式”解释，重新在所谓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新的后现代式史学。这是现代人用现代的观念去解释戊戌变法，显然偏离了历史真实、历史文献和学术规则。无论从哪一通道进入历史时空，都不可用简单化、绝对化的“保守”与“激进”来概括戊戌变法。从总体上来看，戊戌变法的路向是为了反抗外敌和改革现状，它是中国全面追求近代化的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民族民主革新运动，永远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