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悲剧与儒学情结
    戊戌变法最终失败的原因有许许多多，但深层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应是主要的，即儒学情结导致了百日维新悲剧。
    一、在中西文化交融中以需学为主体。近代以来的中国先进分子都认识到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就必须向西方学习。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认为中国必须学习西方变法维新才能救治中国，所以他特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希望光绪仿效西方建立一种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把中国由封建主义转入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然而，维新派进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思想准备不足，西方的民主思想还没被更多人所接受，所以作为晚清中国儒学大师的康有为只能借助于具有强大传统力量的中华文化，借重孔子进行改革，并把儒学与西学结合起来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哲学基础。然而中学与西学既有融合的一面，又有在思想体系上根本对立的一面，两者如何在矛盾中融合？而融合又以哪方为主，即谁融合谁？这涉及到一些不同的融合类型。
    摆在康有为面前有两种融合类型可供选择。一是把儒学融入西学，即把儒学现代化，使其为现代的民主思想服务。如对儒学中的“民本”思想加以重新解释，使其与现代民主思想联系起来，使“民本”走向“民主”。实际上中国人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以民本思想作为其思想文化基础的。这是一条既科学又实用之路。然而康有为由他的儒学根基与情结决定而选择了另一种融合类型，这就是把西学融入儒学，搞“托古改制”。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确立了他变法的理论基础。康有为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了作为清代正统儒家学派的乾嘉考据学（亦称汉学），指出他们所依据的儒家经典实际是不可靠的，是“伪经”，而“非孔子之经”。这便否定了清代正统学说的权威，打掉了正统学派所尊奉的古文经学的神圣灵光，为托古改制扫清了道路。康有为的改制理论较重要的是他把近代西方的历史进化论融入儒家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中的“大同”、“小康”思想，沉重打击并动摇了二千余年来封建统治者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论，为资本主义的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康有为“改制”的重要策略是“托古改制”，实际是“托孔改制”。他把孔子描绘成“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并用西方民主思想装扮孔子，说“六经中之尧舜文武，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把孔子打扮成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化身与斗士。他企图借用孔子的权威并使其现代化来推动改革，具有一定作用，但也显示了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上述中西文化融合的两种模式，第一种基本上是“以西融中”，如果借用一个词的话，它颇有“西体中用”的味道。随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山在处理三民主义与传统儒学关系时基本采用这种模式，即以西方的民权、民有、民享思想为主体，继承并吸纳了儒学有关部分，再加上他自己的思想发挥，而形成了他的著名的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康有为则采取第二种模式，即“以中融西”，把近代西方民主思想嫁接到中国传统儒学身上，有较浓的“中体西用”传统。所以孙中山是现代新派人物，而康有为仍是一位由旧派向新派转变而未完成的旧派人物。像这样一位以“中学为体”的人物，要领导完成学习西方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是根本不可能的。
    二、在今古文斗争中以政治混同学术。儒学的今古文之争，经东汉兴起贯穿于中国二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始终，中间时起时落，到清末又形成了近代的今古文之争。两派之争的本质是争解释五经的权威，争孔子的真传。因而两者的争论不仅限于对经书本身的不同看法，还扩大到了学术思想、学派体系、政治观念和社会地位诸方面。今文经学的最大优点是面对严峻的社会局面，把治经与治世结合在一起，改变了过去治学脱离现实的弊端，然而它这一优点在一定意义上又成了它的致命伤，即把学术与政治混同，为了政治目的而不惜牺牲学术的求真原则。如梁启超所评论的：“今文经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在戊戌变法时期，它的这一缺点表现尤为突出。如《新学伪经考》对历代经典疑古辨伪是可以的，但康有为为了打倒清代正统儒家学派，以为变法维新创造必要条件，便对历代经书一概加以否定，很明显这是不科学的，况且在论证古文经学“作伪”时，他竟不顾事实乱说一通，有时还一再引证被公认的伪书来反对“伪经”。这样，到底哪是“伪经”，人们如坠雾里云中。再如《孔子改制考》，也是牵强附会，硬给孔子戴高帽。众所周知，孔子是比较保守的，但康有为却把他包装成一贯主张改革的大师；孔子确有许多民本思想，但民本与近代民主相差甚远，而康有为却给他戴上“民主”花冠；孔子是二千年前的古人，但康有为却把古人变为现代人，借古喻今，拼命神化孔子。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科学的。康有为借学术来议政，托孔子来改革，借助学理的研究来开通政治变革的道路。其结果是，他在学术上往往先立论后求证，穿凿附会，武断强辩，为政治目的而不惜抹杀或歪曲事实。这样必然引起人们对康氏学术研究的真伪与价值的怀疑，不少原来支持或同情康氏维新变法的人离他而去；这也为封建顽固派提供了不少反对改革的借口而大兴讨伐之师。康有为把学术混同于政治，也是他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且给历史留下了政治与学术混为一谈的恶劣先例。
    三、在变法改革中以孔子为王牌。在戊戌变法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很有意思的历史景观：维新派与封建顽固派都以维护孔子而自我标榜，都以儒学为攻击对方的武器。戊戌维新时期各派的斗争简直是一场关于孔子儒学的大混战。
    以恪守祖训、守旧法为特点的封建顽固派，以当然的孔子正统自居。他们本能地抬出孔子来为自己反对改革辩护，攻击康有为等擅改孔子和儒家精神是罪不容赦，并采用实用主义手段抬出保守的孔子来反对康有为重新塑告的改革开化的孔子。他们不反对康有为等人尊孔但反对他们用西学重新解释儒学。他们攻击康有为的改制理论是非驴非马、不中不西的四不像，是无凭无据的乱造。这些表明他们对康有为等改制理论、特别是重新解释儒学精神的切齿痛恨，也从反面说明康氏理论有不足之处。
    康有为等人一方面大力推进改革，另一方面又在大力推进尊孔。在变法改制中，维新派康有为等人所反对与批判的仅仅是古文经学及儒学的因循守旧与僵化之风。他们不仅不反对孔子本人，而且还时时处处为孔子辩护，神化孔子，以孔子偶像作为自己变法维新的王牌。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批判刘歆等“乱圣制”、“行伪经”、“篡孔统”等，完全是为了恢复孔子的名誉与原来的正统地位。进而，康有为建议尊孔子为改制圣主，请定孔教为一尊。他为了宣扬孔子，给孔子加上了将近十种“王”的桂冠，孔子成了替天行道的教主，目的是要人们绝对服从、信仰孔子及其所创的“儒教”。他把儒教提高到国教的地位，让政府下令全国“立孔子庙”、“独祀孔子”，使其处于独尊地位。康氏还把“保教”提到与“保国”同等的地位。正由于康有为对孔子情有独钟，一心尊孔保教，所以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便一扫维新思想，掉转头来，退回到封建营垒中去，迅速堕落为保皇党，并组建“孔教会”，继续其尊孔保教事业，终其一生。
    康有为一方面要救国救民，奋力推进变法维新，一方面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制约，有很浓重的儒学情结，所以他只能在孔子与传统儒学幽灵的庇护下进行改革。这种矛盾现象及康有为的内心矛盾选择，使其改革的后果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失败的悲剧不仅是康有为个人与维新人士的悲剧，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乃至全民族的悲剧。这是在戊戌变法百年祭时我们应该牢牢记取的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