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有人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占，也有人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起点，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很值得商榷。由洋务运动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现代化似乎由物质层面经制度层面再到文化层面的转化，由此有人认为洋务运动可以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其实不然，因为这一过程大体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社会的认识过程，反映了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历史课题的不断深化过程。虽说这一过程与现代化进程有一致之处，但它不是现代化进程本身。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更何况，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运行模式实质上是将企业变为封建体系的附庸，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它的努力及其失败构成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一环，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环。
    再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正统史学观点认为，“五四”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由是之故，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现代化始于“五四”。这一观点是有问题的：第一，它没有将现代化与现代区别开来，现代化是用以指陈社会发展程度的价值范畴，而现代则是用来说明历史状态的描述性概念。第二，它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现代史的进程混为一谈。当然，“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但反帝的行为不始于“五四”，反封建同样也不始于“五四”。自林则徐禁烟到三元里抗英，反帝斗争就已经开始了。“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并没有超过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水平。至于对民主与科学的提倡也不迟于戊戌变法时期。我们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自我展开的逻辑环节，但不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是以康梁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内忧外患的刺激下所展开的一场救亡图存运动。它力图通过中国社会内部结构的自我调整转出一个全新的社会类型，将一个封建专制的中国改造成君主立宪制的国家，使国家步入世界发展的轨道，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戊戌变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
    戊戌变法实质上是一场深刻的社会改革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社会革命。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明智的中国人如龚自珍、魏源、郑观应乃至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意识到中国正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正面对着亘古未对之强敌，中国必须改革，必须向西方学习，才能够生存下去。然而如何变？变什么？是对旧体制实行根本性的改造还是作枝叶的调整，这是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与其以前各种政治人物区别开来的标志。康有为明确指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上清帝第六书》）由是他认为洋务派所谓的“新政”只是枝叶皮毛之变，最多算是“变事”，称不上是“变法”。这种不从根本上寻求社会问题解决的做法，“徒糜巨款，无救危亡。”（《上清帝第四书》）只有革尽旧俗，一意维新，从根本上转变中国的社会结构，才能救中国。
    所谓从根本处着眼进行变法，就是以日本为榜样，全面改造中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教育制度、军事制度，即对“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传统走向现代的系统方案。
    戊戌变法又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启蒙思想家猛烈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批判旧伦理，批判并揭露中学的不足，倡导博爱、平等、自由、人权。这些思想观念并没有因戊戌变法的失败而消失其影响，相反，更加深入人心。由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政治运动、社会思潮运动一浪高一浪，尽管前后有许多不同，但就其追求民主、科学、自由的目标言，并无本质的差异。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却规定了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起点。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我们，中国迈向现代化是一不可逆转的必然过程，至于如何走向现代化、以什么方式走向现代化是这一必然过程的具体展现形态。戊戌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
    戊戌变法给国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即进化论形态的世界观。由严复引入，经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引申、发挥的进化论成为支配几代人的思维方式。正是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才有了“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风起云涌。
    戊戌变法虽然过去100年了，但其流风余韵至今犹存。人们常说当代中国有三大思潮，即马克思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儒家人文主义思潮，其中后两种与戊戌变法有着不可分的关系。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鼻祖，他的“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政治路向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康有为被时人称为“孔教之路德”，他的儒学改造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无疑开了当代儒家人文主义之先河。由此可见，戊戌变法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逻辑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化的生长点。
    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转向
    如果把中国现代化道路比作一条环环相扣的漫长链条，那么，戊戌变法就是其始端不远处的重要一环。它标志着古老中国在被帝国主义列强的大炮逼上求索现代化的路途之后，随着洋务派在军事和经济方面最先尝试的“自强新政”于甲午炮声中宣告破产，维新派接踵登上了历史舞台，紧接着进行了变法政治实践。
    然而，戊戌变法这一链环更重要的历史标志是，这场百日维新亦以康有为的“策”、谭嗣同的“血”，昭示于当时的知识人：对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蜕旧更新来说，不仅是军事与经济的些许变革是仅得皮毛、“非其根本”，即使是与封建帝党政治上的联手维新，也同样是荆棘丛生、陷阱遍地。戊戌士人已经通过甲午之战看清了光有精良武器是不行的，他们又通过戊戌之变看清了在中国当时条件下政治维新也必然走到山穷水尽。他们终于懂得了中国面临的这一数千年之变局成败之关键，正在于必须效法日本在思想学术的层面吸收西学的成功榜样。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从戊戌开始了再一次的峰迴路转：转向从思想、学术层面的启蒙与革新入手，寻觅现代化的入口。
    事实上，考察戊戌变法在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历史涵义的一个重要视角，必须回首检视引发这场政治维新运动的导火线--甲午中日之役。当北洋舰队那些购自英、德的坚船利炮照样在蕞尔日本的进攻中全军复没，奇耻大辱的《马关条约》使“四万万人齐下泪”时，满清朝野最感“世变之亟”、“创巨痛深”的，正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等为代表的一代戊戌学者。必须像日本明治维新效法西方那样地“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已成了他们痛苦探索后的结论。除了康有为自甲午后接连六次上书、直接促成清帝以明治维新政体模式推行戊戌变法，由此演为政治变革的一脉外，在学术领域，严复一马当先，在甲午之战的深刻刺激中提笔翻译《天演论》，将西方的进化论阐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警示，使整个中国振聋发聩、民气为变，在世界观层次上将数千年“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的牢笼炸开了缺口。严复随后接连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穆勒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英法政治学、经济学及社会学、逻辑学著作。王国维、章太炎等人也是在甲午之后开始涉猎或专攻西方哲理书籍，收拾先进的学理，精神气象由此深刻而变。梁启超在戊戌后流亡日本，更是“广搜日本书而读之”、“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尤须一提的是，由于通过戊戌变法看清了当务之急在于效法日本从根本处着手，在思想与学术层面吸收西学，中国知识界在20世纪初兴起了大规模留日潮流，东渡学人逐年剧增，介绍西方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思想的书籍以日本为渠道，大潮般地涌入中国，推动着中国的“向西方学习”迅速突破了洋务运动的“器”的层面，转向“道”的领域追寻，进入了讨论“形而上学”的最高阶段。一场声势浩大的中国学术史数千年的根本变革之局正在徐徐拉开序幕。
    综上所述，19世纪60～9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军事与经济变革和90年代末戊戌维新的政治变革均以其初试的遭遇挫败，迫使中国的现代化深入到思想学术层面进行革故鼎新。学术思想的变革已经发轫，并随后发展成了下一步政治变革的先导；尤其是当这一领域从进化论思想演进到后来的唯物史观，遂使中国的现代化从此开始了另一历史里程。而戊戌变法这一链环在整个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之链中，起的正是一种引发深刻反省、催发新的更为重大的历史转机的契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