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近代中国的文化冲突
    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最早做出反应的是洋务派。洋务派虽然以为中国的典章文物、礼教道德、家族制度等高于西方，但是他们已经感到，如果不学习西方的科技工艺以使中国富国强兵，那么，中国就无法争胜于现代世界。于是，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始，一个著名的接受西方文化挑战的方案就形成了，即张之洞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是，随着甲午战败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更多的士大夫知识分子认识到，仅靠学习西方的技艺是不行了，若想使中国真正做到富国强兵，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打破祖宗的成法，改革政治体制，乃至在思想文化等更广泛的意义上向西方学习。这种试图在中国传统内部通过改良而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达到了高潮。
    从文化学的角度看，戊戌变法绝不仅仅是一场政治上的改良运动，也是中国文化通过自身的大改造迎接西方文化挑战的唯一的一次机会。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的改造可以“依自不依他”，就可以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了。而是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下，通过对传统的改造、变异和创造性的转换，将西方文化的精华吸收过来，从而使中国走向现代化。这样一来，西方文化可以不受阻碍地进入中国，又不至于损伤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
    在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中，至少康有为和严复是有此苦心的。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着眼，康有为和严复都是非常激进的。在《大同书》中，康有为在宣讲“大同”空想的同时，极力主张个人的自由、平等、独立，倡导“天赋人权”和个性解放，鼓吹民主政治和婚姻自主。在《实理公法全书》中，康有为甚至以斯宾诺莎式的几何原理，推论出结婚的男女应该一段时间后重新立约，或自由结合，或另找新欢。但是，这种从伦理到政治的激进的思想观念，当落实到现实层面上时，就缓和多了。于是，在政治上，康有为反对民主共和而主张“虚君共和”，而且这一主张是从历史经验与现实状况中得出的。因为在康有为看来，中国社会若是没有君主就很难形成一个整体，知识分子的意见若是不通过君主的命令下达，也只是停留在知识分子之中，而不可能触动整个社会。于是，社会变革和文化启蒙只有通过“虚君共和”的形式，才可能与整个社会发生关系。否则，若是在民智没有开通的情况下实行民主共和，在康有为看来就只能造成天下大乱，使整个有序的社会陷入失控的状态。在宗教上，康有为反对在中国推行基督教，而主张大抬孔教的地位，抬到足以与基督教在西方的地位相等。经过康有为“托古改制”的孔教已经尽情地容纳了西方的伦理政治观念与进化观念等等，以至于梁启超将康有为比作“孔教之马丁·路德”。严复较之康有为更为激进，纯从思想观念的角度看，说严复在戊戌变法时期是一个西化论者，也并不与事实相左。然而，严复与康有为一样，落实到现实层面上也主张政治改良、虚君共和，反对政治革命、民主共和。
    从某种意义上说，戊戌变法的文化选择仍未突破洋务派“中体西用”的框架。不过，康有为等人在西化的路上却是比洋务派向前迈进了一大步。洋务派并不以为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优胜，因而就只想在中国文化的“体”上穿上件西装，以应付世变。而维新派却意识到了西方文化的优胜，从而主张将西方文化的血液输入中国文化的“体”中，从而使身体强壮以接受来自西方的挑战。在这里，中国文化更具有一种“壳”的作用，亦即在中国文化的“名”下，容纳了西方文化精华之“实”。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有人以为康有为等人开了现代新儒家的先河。只不过康有为是出于现实的考虑而维护孔教的独尊，而现代新儒家则更注重从学理层面弘扬儒学道统。
    然而，戊戌变法作为经过改造、变异的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迎战的唯一的一次机会，却由于慈禧太后和保守派官僚的扼杀而丧失了。在中国文化的旗帜下迈向现代化的路，就这样被堵死了。对此，人们至今仍感惋惜，甚至做了种种的对历史的假设：如果不是慈禧太后与袁世凯等人的阻挠与背叛，那么，戊戌变法是有可能成功的。戊戌变法如果成功了，中国就可能像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那样，高举中国文化的旗帜而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然而，假设者没有看到，日本的历史发展与中国不同。日本自大化革新后，权力在幕府而不在天皇，因而极易走上君主立宪的政治体制。而中国除了乱世，就一直是大一统的君主专制。因此，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又会发生什么？光绪帝会将权力移交到康有为的内阁？总之，对历史的假设本身就容易将人们的视线引入歧途。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中西文化的冲突是以融和的面目出现的，戊戌变法之后，作为反动或超越，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挑战的方式就向着两个极端发展。一个极端是沿着固守祖宗成法、死抱传统以排外的方向发展，到义和团运动达到了高潮；一个极端则是沿着西化、反传统的方向发展，到新文化运动达到了高峰。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一条分界线。在此之前，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向西方学习的大潮，戊戌变法自然是这一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在此之后，则是从西方来的新文化怎样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是新文化真正对中国社会施加影响的过程，也是向中国文化妥协的中国化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