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从直接的、实际的、物质性的效应层面看，仅仅正式运作了一百天的戊戌变法，除了一个“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外，可以说并没给我们留下什么。它就像历史天幕上滑过的一颗耀眼的“流星”，匆匆而来，倏忽而去。但它又毕竟是颗耀眼的、有光彩的“流星”。它虽然没在政治制度、工商经济、文化器物等方面留下多少实实在在的历史遗迹，但它却在思想的、观念的层面上为古老的中国打开了一面窗子：它为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了宝贵的文化遗产，那就是“启蒙”。应当说，它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通常人们所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主题，只能视为戊戌变法之启蒙精神的一种历史展开和深化。换言之，中国现代意义的“启蒙”思潮的始作俑者不是“五四”运动，而是戊戌变法。
    作出这个判断的主要依据有四条。一是运动的主体力量是知识分子。西方17～19世纪初启蒙思潮的领袖人物如培根、洛克、莱布尼茨、莱辛、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无一不是思想家型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在启蒙运动中的主角身份和主导地位。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多为举人出身，也是这样一些资产阶级的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同先前的洋务运动主要由官僚军阀操作相比，戊戌变法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推动者的特点是一目了然的。可以说，戊戌变法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作为一种社会政治力量来推行的运动，这使得该运动具有思想启蒙意味。二是运动的阶级基础是新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实质是新兴资产阶级为反对封建制度促进自身发展而进行的思想运动。戊戌变法的主要人物康、梁、严、谭等的阶级角色实际上正是开始发展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力量的代表。他们提出的一系列变法维新主张，最终是为这个民族资产阶级突破封建桎梏、打开发展道路的利益需求服务的。所以说戊戌变法也是一种新兴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三是运动的宗旨和性质虽不乏直接的经济学目的，但其政治的和意识形态领域的色彩却更为强烈与突出。换言之，同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相比，戊戌变法的着重点更偏于针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改良和意识形态批判。如康有为提出的代议制，康、梁所组织的“强学会”的政党性质，以及《时务报》、《湘学新报》等新创报刊对封建制度和封建道德的大胆抨击等等，都是这一性质的改良和批判。显然，从世界史的普遍趋势看，这样的运动所标志的正是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启蒙阶段。四是运动的理论资源主要是西方的启蒙思想。如戊戌变法借以推行“变法”、“维新”的理论基础“进化论”；借以反对“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的“民权”、“民主”思想；借以反对“有治人无治法”的“人治”传统的“法治”观念；借以反对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教育思想，以及康有为“大同”学说、谭嗣同“仁学”体系中所包含的自由、平等、博爱意识等等，无一不源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体系。这一点尤为清楚地表明了戊戌变法运动的现代启蒙性质。
    当然，由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知识分子所推动的戊戌变法，其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是显见的，它把启蒙的对象重点放在君主专制的最高代表皇帝身上，其政治上的荒谬性决定了它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又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惟有从“启蒙”的视角去观察一百年前的戊戌变法运动，才会真正认识到它独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戊戌变法是一个多重系列的历史发展
    一般而言，以往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多认为它是一次自上而下的政治变革，关注的重点也较多地集中在少数政治精英和思想理念的层面上。但在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总体视角之下，戊戌维新应视为一个多层次的发展系列，而非笼统的一个主次整体。至少，一个是康梁等维新派人士的思想启蒙，及光绪帝颁发的一系列新政诏令；另一个则是外省和民间社会的回应及具体实践，包括一般民众对维新思想的理解及亲身参加的变革活动。
    具体到江浙社会，甲午战争之后也出现了救亡意识的空前高涨。时人说：“识时务者莫不注意中外之事。”（《知新报》第29册，光绪二十三年八月初一日）其时，组织学会、办报、出书、演讲，成为一时风气。戊戌期间，上海除以往的《申报》、《字林西报》等报刊外，还创办了《时务报》、《南报》、《苏报》、《华报》、《苏海汇报》、《集成报》、《富强报》、《农学报》等报刊，杭州、无锡等地也有类似的传播媒介。因此，北京及其他各地的维新信息，在江浙社会都能得到迅速的报道和传播，并产生了较大的社会感召和动员作用。
    戊戌维新在江浙社会的展开，并不只是对北京高层政治和康梁等人维新主张的简单复写和照搬，而是有着自己的演化特色。相对于北京高层政治，地方官员更关注于讲求实学，培育人材。士绅们的维新宣传则较注意向底层社会伸展。1898年5月11日无锡出版的《无锡白话报》，就是明证。该报五日刊出一期，内容有中外纪闻、无锡新闻、富国策、养民新法、海外奇闻、海国妙喻等栏目。该报设定的办报宗旨是“俾商者农者工者，及童塾子弟，力足以购报者，略能通知中外古今，及西政西学之足以利天下，为广开民智之助”（裘廷梁：《无锡白话报序》，《时务报》第61册，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日）。
    比较而言，江浙社会却不是当时维新运动最有声势的省份和地区。一方面这是由于江浙社会对康梁维新主张持保留态度。江浙社会在戊戌年间未出现北京、长沙那种严峻的新旧对立，整个社会不追求变革的轰动效应，而强调点滴改革或从自身做起。例如，张謇在戊戌年间一心投入大生纱厂的创办，就是意识到书生喜好空言。在他看来，改变的途径是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另一方面，使江浙社会不敢轻言激进变革的，也在于维新志士们在道德自我约束方面有较多令人担忧之处。戊戌年间金陵水师学堂发生学潮，起因是学堂疱丁不谙食性，学生们十分不满，借故将满台肴馔一例掀翻，拥入厨房，捣毁器皿，将厨役打成重伤。舆论认为，国家在经费奇缺的情况下兴办学堂，学生免费入学，理应努力学习以报效国家，而不是动辄抗议滋事（《大闹学堂》，《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五日）。再以一些维新志士们言语过于随便，更增加了人们的疑虑和不信任。对此，曾在上海主持农学会的罗振玉有清楚的记述。
    在这个意义上，江浙社会展开的维新运动，与北京和康梁等人主持的维新变革就是一个并列的发展，二者之间因而存在着一个较为复杂和多元的互动关系。当北京发生政变之后，这一关系更为明显。其时，北京禁会封报，缇骑四出，江浙社会仍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立场，尽力抵制当局的倒行逆施。1899年夏，顽固派大臣刚毅赴江南各地，巡视金陵时下令停办江宁高等学堂，学生们闻讯后立即上书当局，奋力抗争，终将这一维新运动的成果保留。甚至当北京和湖南两地精英或喋血菜市口，或逃亡海外，或贬官流放，维新运动人去政息之时，江浙社会的维新事业却仍在继续。如张謇以状元身份办工厂、建学校，为此后的宪政改革培育人才。被清廷严厉禁止的《戊戌变法记》在各地公开销售，购者不少。《清议报》行销多时，难以禁绝。戊戌维新产生了巨大影响。所以，发生在北京的在思想层面上的戊戌维新，在其时中国社会的变革大潮中，犹如浮在海面上的冰山一角，只是历史的较浅层次，更深的本体当还在它的历史展开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震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