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王氏还对敦煌郡所属效谷县故城进行了准确定位与复原。我们知道《汉书·地理志》虽指出效谷县本鱼泽障，但具体位置无考。首先，通过文书习语、文书运行的考察，确定鱼泽障的大致方位。如“簿书·61”（出土地点为“敦二十八”（43）简有“入西蒲书一吏马行，鱼泽尉印，十三日起诣府”，此为鱼泽尉诣敦煌的文书，所谓“入西”表明鱼泽必在步广侯官的东部。另有受书文书简曰“万岁扬威燧长许玄受宜禾临介卒张均”，即该文书由宜禾临介卒传递至万岁扬威燧，则宜禾侯官在万岁扬威燧东部，鱼泽更在宜禾侯官之东。其次，借助简牍释文及斯坦因所绘之图，确定鱼泽的准确方位。“烽燧·7”曰：“宜禾郡（当为“部”字）烽第，广汉第一，美稷第二，昆仑第三，鱼泽第四，宜禾第五。”通过上述分析，则此简应是自东向西列举宜禾都尉府所辖五侯官。据斯坦因之图，“敦二十八”之地远在敦煌东北百里处；如鱼泽确系效谷，那么更远在敦煌东北部。另外，亦可见《大清一统志》、《西域图志》、杨守敬《前汉地理志图》甚至唐写本《沙州图经》诸书记载之误。
    在考证效谷故城的同时，王氏还对敦煌郡中部、玉门二都尉府及下属侯官之治所，进行了详细论述。中部都尉府有步广、平望二侯官。首先，通过“烽燧·8”的考释，证明王莽时，步广侯官改名为万岁侯官（44）；而《观堂集林·流沙坠简后序》则进一步确定步广侯官之方位。同时，《流沙坠简后序》还论述平望侯官的方位（45）。王氏根据敦二十二乙、敦十九所出“平望青堆燧”、“平望朱爵燧”之简牍，确定了平望侯官的大致辖境。另外，根据敦二十二甲“侯官谨□亭”之简、敦二十二乙“入西书二封，其一中部司马□平望侯官”（即）之简，进一步确认平望侯官的存在。敦二十二乙中，中部司马给平望侯官“入西书二封”，则进一步证明平望侯官的治所当在敦二十二乙之西，可能就是敦二十二甲（46）。关于玉门都尉府所属玉门、大煎都侯官，王氏亦有精彩阐发。他认为，“敦十五甲”出土简牍较多，且沙畹释文中第458简有“玉门侯官”之文，则玉门侯官治所当在此。关于大煎都侯官，根据敦六乙（即凌胡燧）所出简牍“敦煌玉门都尉子光丞年谓大煎都侯……”的记载，则侯官治所即在此凌胡燧；另外，大煎都侯官所辖五燧中，自东向西依次为凌胡、厌胡、广武、步昌、广昌（47）。
    另外，王氏西域南北二道分歧在“楼兰”（48）、玉门关故址考证等方面，也多有新意。限于篇幅，不再引述。
    （三）职官制度。按照职责与权限，汉代边郡职官可以分成行政、军事、屯田、民族事务以及监察等几大系统（49）。王氏在整理简牍文献时，主要集中在边郡边郡军事系统（特别是屯戍组织），如将兵长吏（西域长史）、都尉所辖侯官、烽燧各级别吏员具体情况等等。
    “簿书·1”简曰：“制诏酒泉太守：敦煌郡到戍卒二千人，茭酒泉郡，其假□如品司马以下，与将卒长吏将屯要害处，属太守察地形，依阻险，坚壁垒，远侯望毋。”首先，王氏指出此简所述内容，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记赵充国与辛武贤击先零羌事吻合，时间在西汉神爵元年。《续汉书·百官志》曰：“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因此，所谓将卒长吏，即将兵长史，又名长史，与郡丞职权略同，为郡太守属下统兵之官（50）。东汉永平八年，班超曾为将兵长史（《后汉书·班超传》）。《后汉书·班勇传》有“敦煌太守遣长史索班将千余人屯伊吾”事，则敦煌郡常置此官。后自郡太守独立，更名为“西域长史”。延光二年，汉安帝采纳尚书陈忠建议，以班勇为此官，将兵西屯柳中，领西域诸国。自此开始，东汉一朝不再置西域都护，而以长史行都护职，至汉灵帝时皆连任不绝。又根据“簿书·28”的记载，则魏晋期间亦置此官（51）。
    关于都尉府下属之侯官，王氏亦有论述。根据“烽燧·6”，他指出：“都尉之下各置侯官，以分统其众，亦谓之军侯，亦单谓之侯。”王氏所谓“侯官”主要从都尉府下属机构的角度入手，因此认为“侯官”简称“侯”，可能仍有未妥之处（52）；不过，作者将都尉府-侯官-侯燧三级制的职官、职权等方面做了初步总结，仍具有很大参考价值。除此之外，还指出：此简名之“侯”与“斥候”之“侯”也有很大不同。前者侯官之“侯”下有侯丞、造史等属吏；斥候之“侯”仅有侯长、侯史等“斗食”级别的小吏（53）。
    （四）其他。除历史地理、文书制度、职官制度等方面外，王氏的研究成就还体现在烽燧制度、语言文字等方面。
    关于烽燧制度，王氏的探索非常具有启发性。他根据“烽燧·7”的记载，结合出土简牍材料及传世文献，指出：汉简中“熢（烽）”有“蠭”、“蓬”、“”等异体字、“燧”有“”异体字，由此可见，燧指其地而烽指其物，二者意义基本相同。仔细分析，二者仍有诸多不同之处：如烽用火，燧用烟；古代设烽必在高处，晚间举烽上之火，信号（光线）可传达数十里，反之，白昼之时，燧上之烟不易分辨。相同区域燧的数量必然远多于烽的数量，出土的汉简亦可证明此说。徐苹芳先生指出：“他（即王国维）很注意把汉简的内容与敦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恢复汉代烽燧的排列与组织，这是极有见识的”（54）。另外，附录部分，王氏依据斯坦因的报告，绘制“烽燧图表”，为后人的探索提供了极大便利。
    王氏代罗振玉所撰《观堂集林序》指出：“自是尽弃前学，专治经史……又旁治古文字、声韵之学……君之学，实由文字、声韵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并其立制之所以然。”夫子自道式的阐释，说明王氏将语言文字学作为制度考释的方法或工具。不过，这些考释中仍体现了作者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认识与贡献。
    作者对音韵学的认识，“以时可不冒哉牧、监之部其勉于考绩……”（簿书·4）中“冒”字之释是很好的例证。王氏首先认为“冒”即“勖”之省字，又根据《说文》“从力，冒声”的记载，认为“勖”从“冒”得声。随后以《尚书》为例指出，《盘庚篇》“懋建大命”、“予其懋简相尔”，《隶释》所载汉《石经》此文“懋”皆作“勖”（55）；《君奭篇》“迪见冒”，马本作“勖”。因为勖、冒、懋、勉均为双声字，所以勖、冒可以通假，而后人读“勖”为“许玉反”必有讹误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