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屯戍丛残考释》，第145页。
    （61）参考李岩云、傅立成：《汉代玉门关址考》，《敦煌研究》2006年第4期。
    （62）前者可参劳干：《释汉简中的“烽”》，《古代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第207～216页，中华书局，2006年；贺昌群：《烽燧考》，载《贺昌群文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3年；李并成：《汉敦煌郡的乡里南境塞墙和烽燧系统考》，《敦煌研究》1993年第2期。后者有出土地“LA”、“LK”的争论，可参森鹿三：《李柏文书的出土地》，《龙谷史坛》第45期，1959年；西川宁：《李柏书稿年代考》，《东京教育大学教育学部纪要》，8期，1967年；藤枝晃：《楼兰文书札记》，《东方学报·创立四十周年纪念论集》，41册，1970年3月；侯灿：《李柏文书出土于“LK”说》，《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片山章雄：《李柏文书的出土地》，《中国古代的法与社会》，汲古书院，1988年（又，侯灿曾发表关于片山文章的跋文，载《西域研究》，1999年第3期）；余太山：《关于“李柏文书”》，《西域研究》1995年第1期。
    （63）王国维：《东山杂记·简牍出土之事》，《王国维学术随笔》，第46页，赵利栋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64）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心发见之学问》，《王国维论学集》，第20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5）此法得到陈梦家先生发扬光大，可参考其著作《汉简缀述》。
    （66）王国维：《东山杂记·斯坦因所得长城故址汉简》，载《王国维学术随笔》，第42页，赵利栋辑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
    （67）分见《流沙坠简》，第101、257、105页。所谓“木理”即木牍之纹理特征。
    （68）出土简牍特别是简牍文书的缀合与编连，是简牍整理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作。谢桂华先生将断简缀合分成五个阶段，简册编连分成三个步骤，非常具有操作性和启发意义。详见《二十世纪简帛的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69）《流沙坠简》中补遗、附录等部分，也按照此原则撰写。
    （70）见劳干《居延汉简·考释之部》、永田英正《居延汉简研究》、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等著作。
    （71）“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沃兴华、胡厚宣、吴怀祺、黄永年、李学勤、陈其泰、沃兴华、冯胜君等先生皆有专文（或论著）论述，此处不具举。
    （72）a.曹峰、裘锡圭：《“古史辨”派、“二重证据法”及其相关问题--裘锡圭先生访谈录》，《文史哲》2007年第4期；b.裘锡圭：《中国古典学重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中国出土古文献十讲》，第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73）（75）李学勤：《“二重证据法”与古史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74）清代学者王鸣盛曾使用过此方法。他指出：“独处一室，覃思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牒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尊彝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缺之文，尽取以供左证。”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黄曙辉点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76）张春树：《八十年来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简帛研究》（第3辑）。我们将张先生“汉简与汉简研究”，拓展为整个“简帛学”学科，相信张先生当同意此说。
    （77）（79）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78）陈寅恪：《陈垣炖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66页，三联书店，2001年。
    （80）关于此方面，容后另撰文论述。
    （81）高敏：《评[日]堀毅著〈秦汉法制史论考〉》，《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6期。
    （82）顾颉刚：《悼王静安先生》，《中国文化》第11期，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