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据罗振玉《简牍遗文考释》小序，《流沙坠简》，第215页。
    （20）即《简牍遗文考释》第二十一简，下同。
    （21）即《屯戍丛残考释·簿书类》第三十二简。下同。
    （22）因检书表面封泥之上，已钤发信人的官职、姓名。
    （23）关于“检”的论述，见《屯戍丛残考释》，第111-112、187页。
    （24）李均明、刘军：《简牍文书学》，第418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25）案，关于“吏家属符”，李先生指出：“上引二例皆自称为‘符’，详记吏家属情况，当为吏家属出入符。”（420页）则此“吏家属（出入）符”与前“出入符”当为一类。
    （26）即《流沙坠简补遗》第十二简，下同。
    （27）《流沙坠简补遗》，第262页。
    （28）王国维先生称之为“行旅券”，见《流沙坠简补遗》，第263页。林剑鸣先生则称之为“通行证、护照或身份证这类东西。”见《简牍概述》，第128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
    （29）即“补遗·18”所谓“启信”，《宋书·谢庄传》又谓之“棨信”，皆为一物。
    （30）案，李均明先生《简牍文书学》根据文书内容，将“传”分成公务用传、私事用传二类，论说内容与王氏相似。但将王氏之说归为罗振玉，且引文有脱讹之处。见该书274页。又案，关于传、符、过所、棨之异同，林剑鸣、薛英群等先生有很好的论述，分见《简牍概述》，第128～135页；《居延汉简通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464～484页。
    （31）见《屯戍丛残考释·簿书一》，第101～102页，下同。又，引用观点、论述问题时，未注明出处者皆来自《流沙坠简》有关简之考释，下同。
    （32）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檄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引述多种史献，以解“露布”之义。见该书767～768页。
    （33）或作“露布者，播诸视听也。”此据《太平御览》所引。另，需要说明的是：《后汉书·鲍昱传》“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注云：“檄，盖露板不封，若今之露布也。”即露布与“檄”性质接近，但非同种文书。
    （34）王氏称之为“檄”。其实仍属露布类文书。
    （35）此处所谓文书的“稿本”，包括草稿、定稿两种形式的文本。所谓草稿，即未定的稿本；定稿则是已刊定的、缮写完毕后可以流通之文书。参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第121页，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36）分见《屯戍丛残考释》，第103页，《流沙坠简补遗考释》，第268页。关于“补遗”第25、26等简的情况，王氏还指出过录“副本”的原因，很有启发价值。
    （37）又，汪桂海指出认为，汉诏书行下的方式，大致可分成如下三种：自宫中直接下给丞相府；先下给御史大夫，经御史大夫下给丞相，由丞相下达京城百官、地方官吏；先下其他官署。最后仍要经丞相府给百官执行。参《汉代官文书研究》，第153页。此简曰“制诏酒泉太守……”，较难确定属于何种“下行方式”。
    （38）此据汪桂海说。见《汉代宜文书制度》，第153页。
    （39）见王国维致缪荃孙（1914年7月17日），《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0页，中华书局，1984年。
    （40）注意此处“修”、“筑”二字之别。
    （41）见《观堂集林·流沙坠简序》。
    （42）不过，《魏书·张骏传》则称之为“西域都护”。王国维先生指出：张骏时，西域有长史、无都护，“都护”必“长史”之误，或以其职掌相同而互称之。案，后来，王氏给出斯坦因所撰《古于阗志》所载木简的新证据，证明张骏三营中必有一营为西域长史营。见王氏《流沙坠简·跋》，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