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参王氏《流沙坠简·跋》、陈鸿祥《王国维年谱》，第155页（齐鲁书社，1991年）。不过袁英光将编纂年月系于1913年秋，不知何据。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102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王氏《流沙坠简·表·跋》中有“与此表有不合者，一以此表为正……甲寅四月七日，海宁王国维记。”既云“一以此表为正”，则最后写定并付石印的时间当在四月七日（公历5月1日）。罗振玉致王国维信有“《流沙坠简》样本已来，奉览，竟与法人原书无二（几过之）”的记载，王庆祥等将此信系于1914年5月前后。见《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第17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不过，袁英光《年谱长编》有“至4月写毕。罗振玉即据王国维手写本付石印……”（104页）、“5月份并将全书写完”（109页）的歧义记载，当有讹误。又，袁书曰：“《流沙坠简补遗》在5月1日（四月七日）已撰写完毕。”此处似有误，《流沙坠简补遗考释》前有王氏简单跋语，其尾有“甲寅三月清明节之后二日”之记，则《补遗考释》完成时间当为公历4月7日，而非5月1日。
    ⑤见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1877-1927）》，第107页。袁氏书中曰：“撰《敦煌所出汉简跋》十四则，此跋为《流沙坠简》的《屯戊丛残考释》改定辑出者……”案，袁说有疏漏之处，《观堂集林·史林九》第十七篇文章《罗布淖尔东北古城所出晋简跋》为“簿书类·28”简之考释，亦由《屯戍丛残考释》辑出。
    ⑥即《流沙坠简》“烽燧图表”之跋，见《流沙坠简》，第292～294页。案，此处“292页”，为中华书局1993年影印版本之页码，下同。
    ⑦皆有详细统计，拟另撰文论述。
    ⑧简修炜、章义和：《王国维汉简研究述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
    ⑨罗琨：《罗振玉、王国维与〈流沙坠简〉》，《简帛研究》（第三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
    ⑩沈颂金：《王国维的汉晋木简研究》，《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77～103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
    （11）沈颂金：《二十世纪简帛学研究》，第100页，学苑出版社，2003年。
    （12）a.徐苹芳：《汉简的发现与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第57页，1993年第6期。b.张荣芳：《王国维先生的秦汉史研究》、《王国维与陈寅恪》，《秦汉史论集（外三篇）》，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c.史念海、曹尔琴：《王静安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1辑），第118～131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d.《论王静安先生研治历史地理学的方法》，《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2辑），第215～236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郑有国：《中国简牍学综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设有专章，集中叙述了与《流沙坠简》有关的资料出土与研究情况。见该书88～118页。
    （13）该书有《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献》、《……所获汉文文书》、《……所得中国文书》等多种译名，此从张春树先生之译。见《八十年来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简帛研究》（第3辑）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
    （14）另外，日本学者大庭修出版有《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同朋社1990年）一书，对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简重新加以调查、摄录、注释。
    （15）罗继祖：《庭闻忆略》，第58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
    （16）统计正编考释及《流沙坠简补遗考释》得出此数。罗琨认为，《流沙坠简》收录了沙畹所公布的533简、斯坦因公布之44简，共计577件，与我们的统计不同。不过，《流沙坠简》一书中，有的仅有考释而无图版。以“小学、术数、方技书”为例，考释有65件，而图版所存简牍纸质文献仅有61件（一简之正、背二图版，算做一件；部分简牍尺寸过大，因书籍纸型有限，一简被分为两图（或四图）的情况，亦算作一件。如第78页“急就篇第一”之木觚一件，其对应图版包括13页左一、14页左二、三、四等四图）。又，沙氏书中王、罗二人所未选录之简牍，后由学者张凤翻印出版，见《汉晋西陲木简汇编·初编》（上海有政书局，1931年）。
    （17）《流沙坠简》原文无标题，此据《观堂集林·史林九》所录《流沙坠简序》中小注。见《观堂集林》，第821页，中华书局，1959年。
    （18）罗振玉《简牍遗文考释》小序中指出：“此编所录，合简、纸计之，都八十有八，而完整者不过二三，其可考见事实者亦少。”见《流沙坠简》，第215页。不过，我们统计仅有86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