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史学月刊》曾经编发过一组题为《计算机技术与史学研究形态》的笔谈文章，我在给这组文章写的“编者按”中说：“最近30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广泛应用以及在人文社科研究领域的普及，学术研究的路径、手段以至研究形态，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向被认为是最古老最传统的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如今的历史学研究，不光是搜集资料的方式或手段由于电子文献检索的推广而变得极为便捷，以往竭泽而渔、将材料一网打尽的梦想轻而易举地变为现实，而且数据库方法也渗透到逻辑分析的领域，影响到学者思维方式的改变。古老的历史学科，似乎正在展开一个学术科学化的发展方向。但也不容否认，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不少新的问题，诸如以材料检索代替读书的便捷路径是否可靠，读书与检索的关系如何处理，数据分析与逻辑分析、历史分析的关系，如何看待数据库方法的局限性，在数据库方法日益推广的条件下理论思维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估价计算机技术带来的研究形态的变化，在新的科研条件下新一代史学研究人才如何培养，等等，都是需要认真面对和慎重思考的问题。”①所以会组织这样一组笔谈文章，就是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在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普及的今天，传统历史学正在发生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如何正确地面对这场变革，是当代史学发展需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②。
    关于这场史学变革，人们都惊呼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时代，并对之有各种称谓，诸如数字化时代、数据库时代、计算机时代、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等等。总之，这是一个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化发展，越来越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并影响到学术研究形态深刻变化的时代。本文将直面这个学术时代的种种变化，以期为我们更好地应对这场变革提供一些初步的思考，希望听到学界同人校正和批评的声音。
    一 当前学界关于史学变革的认识
    关于互联网、大数据、传统文献数字化所带来的史学变革，人们已经发表了不少看法，这些看法构成本文讨论的基础和前提。所以有必要对学界已有的研究给予介绍和评述。
    从资料获取方式方面所作的评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都注意到了传统文献数字化和大数据、互联网技术所带来的研究手段的改变，特别是获取资料方式的改变，盛赞当今人们实现了传统史家将史料一网打尽、竭泽而渔的梦想。文献检索的便捷，网络资料的丰富性，文献资源的共享，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的速率和方式。这一方面是最表面化的表现，最易观察的方面，同时也是传统文献数字化给人们留下的最初印记，是每个学者都有的切身感受。譬如，陈爽写道：
    30年间，古代历史典籍的载体大多已经由纸质书本转换为电脑可识别的文字符号，新一代学者对电脑写作和网络查询早已驾轻就熟，数字化检索已成为史学研究必不可少的辅助手段，史家对于史料的获取方式经历了亘古未有的革命。数字媒介的引入，促成了阅读方式和写作方式的改变，也使知识发现途径与处理手段都发生了变革。甚至有学者十分乐观地断言“一个有机会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或已出现”③。
    陈春声发文赞誉新时代的历史学变革说：
    传统时代的历史学者皓首穷经，有时可依赖对冷僻资料的占有、对新资料的发现、对浩瀚文献中某个词句的挖掘或解读而对学术有所贡献。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占有所谓冷僻资料或发现新资料这类具有“学术积累”意义的工作，已经越来越成为普通史学工作者日常研究过程的一部分，毫无惊喜可言。更为重要的是，在“数字人文”的时代，由于“数字仓储”和“数字图书馆”的大量存在和在互联网上的利用便利，由于海量的资料文献可以“全文检索”之类的方式便利地查询，由于“文本数字挖掘”蕴含着几乎没有限制的“创造”与“重构”史料的可能性，传统条件下一位学者需要花费数月、数年光阴，甚至要花费毕生精力进行比对、校勘、辑佚、考订才得以解决的问题，现在可能在计算机网络上花费数秒钟、数分钟就可以有相当确切的结果；而原来因为缺乏史料，许多传统历史学家认为不能研究的重要问题，在“数字人文”的背景下，变得有点“唾手可得”④。
    姜义华撰文《大数据催生史学大变革》，也主要是强调由于历史资料利用方式改变所带来的变革。他说：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大数据具有速率、体量、多样性、价值密度四大特征。在历史学领域，大数据成百倍、成千倍地扩大了历史资料的范围。尤其突出的是，除传统的文献与遗址、遗物外，人类存留的所有纸质的、音像的和其他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料，几乎都可被用来协助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大数据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为大范围、中时段、长时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历史学研究与大规模基因检测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家族史、宗族史、移民史、民族史研究，就是一个成功的实践。
    大数据使历史资料利用产生革命性变革，更集中表现在大数据有助于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因为它可以较好地用数字模拟方式在一个大范围内展现历史场景。大数据信息系统还可以较方便地将历史活动中各种要素全面、综合、动态地展示出来，这样，它就可能为历史研究创造新的价值基准⑤。
    最近一些年，台湾学者黄一农提出一个著名的“e-考据”概念，即基于互联网、电子资源所进行的历史考据。“e-考据”说引起了一些讨论，不时地有相关论文问世，而究其实，所谓“e-考据”，也是从文献利用的角度对新形态史学研究方法的一种表述。一篇介绍黄一农“e-考据”的文章说：
    1994年，黄一农曾经以利玛窦在中国最亲密的友人瞿汝夔为素材写过一篇3页的《瞿汝夔家世与生平考》，十年后，当他准备将该文收为其研究中国天主教史的新书《两头蛇》中的一章时，黄一农选择了重写……通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所制作的《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资料库》，黄一农从其中收录的2500多种明人文集中检索到了丰富到难以令人相信的素材。通过这些素材，黄一农不仅可以了解到瞿汝夔家族中其他人的资料，甚至还可以知道其研究对象的外貌、身高、性格及其人脉关系，并有条件探索瞿汝夔与嫂嫂发生暧昧关系的背景环境，而这之前仅仅有三四本文集可以参考。通过运用这些资料，黄一农得以像写侦探小说一样细致而逻辑严丝合缝地还原历史现场，这一次，他写了30页，并且在《两头蛇》一书中严肃地提出了“e-考据时代”这一新的概念⑥。
    70多年前傅斯年先生大力提倡以科学方法治史，但是以其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无可否认尚未能令中国史学界的治学方法普遍发生质变……但是随着现在网络和电子资料库的普及，我们有机会在很短时间内就掌握前人未曾寓目的材料，来填补探索历史细节时的许多缝隙，或者透过逻辑推理的布局，迅速论断先前待考的疑惑或矛盾。西方已经把18世纪以前，几乎30万种的书籍全文送到网络上面去，而且有相当比例可以全文检索的……黄一农认为一个有条件孕育“e-考据学派”的时代正在悄然来临，而史学工作者应责无旁贷地将历史研究深化并提升到新的阶段⑦。
    这就是说，黄一农的“e-考据”概念，也是由于文献电子化利用的产物，是从数字化文献的丰富性系统性角度提出的问题。黄一农提倡“e-考据”，也是意在提醒人们充分利用因特网和丰富的电子文献数据库，借鉴前人的科学考据方法，将历史学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所谓“e-考据”，在其方法论上，在其科学属性上，和傅斯年提倡的“史料即史学”的科学治史方法并无二致，仅只是利用资料的方法、广度不同而已。
    以上诸说，大抵都是人们从电子文献检索之便、随着文献数字化程度的加深所带来的文献资源的空前丰富、电子文献利用方式等方面所感受到的史学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