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重要性被突出出来。
    互联网、大数据、数据库的发展，冲击传统史学，最直接最显著者是改变了传统的获取资料方式，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历史资料的垄断，历史学从业者无论是年长还是年少，无论是名家还是初学，无论是饱读诗书还是空腹皮囊，在史料面前人人平等。过去那种靠拼命读书、占有资料而取胜成为学术名家的路子走不通了，靠胪列材料吃饭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如前所论，事实性史学将转变成思想性史学，知识性史学将转变成问题性史学，这两大转变趋势，都突出了理论思辨的价值，把学习、掌握理论的重要性空前地突出出来。
    以往，也有不少人强调理论的重要性，但强调归强调，总有一些人不去理会，人们仅仅靠着爬梳材料就可以弄文成篇，因为搜集资料本身就是功夫。而现在，再不去理会理论真的不行了，因为检索材料太简单，单是把那些瞬间即可获得的材料排列出来，实在说不上是什么本事，不能再视为一种研究的成果了。不去思考点什么，不去下功夫从材料中发现点什么，就不会被承认。而要思考点什么，要从材料中发现点什么，就必须有理论思辨的能力。
    史学研究的第一个环节是提出问题，你提出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这本身就是你的学识和眼光、你的思想洞察力的反映，没有理论深度是不可能提出有启发性的问题的。互联网、大数据提供给人们的材料是极其庞杂的，对杂乱的资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爬梳整理，从最有价值的材料中提取历史信息，也考验着历史学家的思想力。判断材料价值的能力，鉴别材料真伪的能力，选取最能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的能力，都是依赖理论思维去实现的。大量复杂堆砌、杂乱无章的材料，对史学研究者处理材料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而这些都指向了研究者的理论水平问题。
    最近几年，在史学研究中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表达数量关系的函数曲线和统计表格多起来了，很多硕士、博士论文中，都有大量的统计表格，或是附录大量表格。这就是互联网时代史学研究出现的一个文风上的变化，即用极容易汇集的大量资料制作表格，通过复杂的数量关系来反映历史，以证明某种历史联系的精确性。但是，真实的历史，富有主观能动性的人类的历史创造，却不是简单的数量关系所可以表达清楚的，任何历史的结论，都需要有研究者的理性判断，有透过简单数量关系的辩证理性分析，用简单数量关系代替深入的理性考察，是轻率的和肤浅的。已经有学者注意到这一问题，提出要“慎用数理统计”：“数理统计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既有基础史料数据量的局限，又受到数据库设计理念的影响。否则，根据错误理念所建立的数据库系统，虽看似科学谨严，实则南辕北辙。”（29）作者还引用了韩昇先生的相关评论：
    数理统计有其优点，但是，要很好地运用于人文学科，并不容易，绝非加减乘除或者更加复杂的数理运算就能够进行。人的社会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表面看起来确定的东西，却必须进行定性的分类，才能够成为统计的材料。所以，定性和定量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可能简单地通过定量进行定性。这个过程，存在着许多歧义，需要历史的判断，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人文科学一旦运用数理方法，就不是简单容易的事（30）。
    韩昇和陈爽强调的，都是不能用数理统计来代替历史判断，他们已经把问题讲得很清楚了。可以说，用大量表格堆砌起来的论文，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数量关系，无论它多么确切或真实，都只是事物呈现的表面现象，而它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数量关系？支撑这种关系及其发展趋势的是什么动力因素？数量关系背后更深层的原因的考察，是不能离开理性的分析判断的，而在这时，就用到了理论思维。突破简单数量关系而洞察历史的底蕴，是高质量史学研究的要求。
    已故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曾经说过：
    历史学家的任务不限于记录历史，更重要的还在于说明历史。而要有所说明，就不能不依据那些理论范畴（诸如社会形态、生产方式、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不能不把握历史认识中主观和客观、一般和特殊的相互关系，不能没有研究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的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翱翔于历史的长空，既要凭借史料的空气，还得依靠理论的筋力，否则就只能像一只肥胖的母鸡，无可奈何地拍打着自己的翅膀（31）。现在互联网、大数据和数据库的发展，把史料的问题解决了，历史研究的凭借就只剩下“理论的筋力”了。研究者水平的高下，研究成果的成色区分，大概也就只能靠所掌握和所蕴含的理论来支撑了。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理论创新与理论的掌握问题，被突出到了极端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