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与互联网带来史学形态的改变
    姜义华指出，大数据将“推动历史学从庙堂之学走向公众之学”。他说：
    随着信息化在全社会的普及，历史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可以自由地书写自己的历史，自由地在网络上参与书写地方的、国家的及其他各种专门的历史，自由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这样，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便不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专长，公众也不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者。实际上，大数据已经刺激了大批非历史专业的人们参与到历史研究、历史书写队伍中来，他们没有受过历史研究的基本训练，但又各有自己专业之所长，常常可以发专业史家之所未发……大数据使得千千万万社会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对历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对所有与历史相关的著作及其他成果自由进行评论，并迅速扩散、传播，对真实历史、专家之学、庙堂之学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力⑧。
    从庙堂之学到大众之学，当然应该视为是史学形态的重大改变。这是姜义华先生对大数据时代史学发展的憧憬。
    李剑鸣在《“网络史学”的神话与实际》一文中，探讨了网络史学由于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所可能造成的作品发表形式的改变，从而造成一定的史学“民主化”。他说：
    在网络平台上出现的资料和信息的共享性，为改变历史研究的方式和性质埋下了伏笔。过去一些机构和个人借助资料便利而取得的学术优势，可能遭到削弱，甚至颠覆。那些原来远离资料与信息中心的人，现在也能接触和利用同样的资料，于是就可能从原来的知识的接受者变成知识生产者。这就无异于敞开了史学的门户……网络世界跟纸质出版界相比，可以说是一个众声喧哗乃至混乱无序的地方。发表之前无须经过身份验证、资格审查和学术评议等程序，这样就难免造成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局面。但是也恰恰由于这种灵活性和随意性，许多“另类的”知识和观点便获得了面世机会，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变得十分便捷。有一些题材由于某些缘故而难以通过纸质媒介发表，而借助网络则可越过这些限制……借用美国学者罗伯特·伯克霍弗的话说，网络世界有助于历史表述在视角和声音上的多样化。长期以来，专业史家总是力图垄断历史的话语权，但他们始终没有做到这一点。到了网络时代，这种可能性更是一去不复返了。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史学的“民主化”。同政治民主中的商议和决策辩论一样，史学中的“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参与者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学术声音的多样化⑨。
    大数据、网络技术的发展将造成史学观念和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
    也有学者认为，随着大数据、网络技术和电子文献数字化及其资源共享的纵深发展，还必将造成史学观念的改变，以及史学方法论体系和史学形态的改变。
    马建超认为，大数据时代的历史学，将出现史学研究范式的改变。他说：
    第一，大数据时代带来历史学方法论预流与范式突破……大数据时代伴随着新的文献载体，史学研究的新方法论也正在形成。借用陈寅恪的“预流”观，我们可以发现，大数据时代下史学方法论的新潮流也正在成型，今天的文史学界正在经历一场由技术革新带来的方法论预流。
    第二，计算历史学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史学的新趋向⑩。
    王晴佳认为，互联网的普及，将带来历史观念的变化。他说：
    现有的一般论著，比较注意互联网的运用如何有助于历史知识的获取和传授，但并不侧重其在历史观念层面的影响。依我管见，互联网的普及同时也造成了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论述。第一个方面与人们的历史观相关，而第二个方面则有关历史的研究和写作形式。当然，这两个方面之间，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截然分开（11）。
    遗憾的是，王晴佳的文章没有能把互联网如何造成了、在哪些方面造成了历史观念的变化，明晰而集中地论证起来。
    陈春声对未来史学有过一段畅想：
    我常常在想的问题是，50年后的历史学家想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要到哪里去找资料？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技艺和功底？除了今天我们在大学历史系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讲授的这一套东西之外，也许他们更需要懂得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古老的网络技术、古董电脑的硬盘修复技术、数码资料恢复技术、个人密码破解技术等等，因为他们要搜集、发掘、整理、利用的资料，基本上是非纸质的，要在旧电脑、旧硬盘、旧数据库、云端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的什么地方去获取。在使用历史资料的技艺层面上，其实我们这一代已经落伍，现在就理性地认清这一点，对学术的发展大有好处。因为史料利用技艺的进步，在本质上预示着史学研究规范和研究价值的根本性转变（12）。
    如果真的这样，这是不是也在强调史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