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次，关键词设置对研究的成败具有基础性意义。
    在新的学术时代，获取资料的方式只是靠文献检索，而检索的前提是设置关键词，于是，关键词设置是否合理关系重大。设置不当或不够周全，就可能遗漏重要的历史材料，从而影响到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历史学家的问题意识来源于现代社会，思维逻辑和语言概念都源自于现实语境，于是，当一个问题意识形成的时候，脑海里首先浮现的关键词是现代汉语的规范词语，而它则与古代汉语语汇有很大差异。这个最初浮现的关键词，即使能用，也是最简单最直接的关键词，用它来做检索，肯定会遗漏大量的文献信息。关键词的设定，必须从历史背景语汇中去选择，特别是古代史研究，这个问题十分突出。
    前文谈到笔者作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研究的问题，当初的关键词设计就很费思索。古代的赋税徭役问题，有很多种相关词语，如赋役、徭役、赋税、差役、役法、徭赋、调役、力役、赋敛、口算、税役、贡赋等等。但采用这些语汇的地方，不一定都是在表达平均赋役的思想，如果用这十多个关键词去检索相关文献，获得的材料就会过于杂乱，于是，在设计关键词的时候，还要将这些表达“赋役”的词语与表达“平均”的词语相组合，才可能检索到比较准确的材料。表达均平思想的词语一般的用“平均”“均平”“平”“均”等，而且在语汇组合时，人们有时会颠倒组合的前后次序，譬如“均赋役”或者“赋役均”，“平赋役”或者“赋役平”，都符合人们的语言习惯。只有将表达“赋役”的词语与表达“平均”的词语排列组合，形成关键词群，进行多样性的检索，才可能既保证不会过多遗漏有效信息，又检索得比较精准，不致于浪费过多精力。
    选择关键词需要对历史背景有充分的理解，熟读过相关时期的历史文献，熟悉该时代人们的语言习惯，否则，无论如何是难以做到关键词设置的周全和精准的。这实际上又是回到了前边的话题，必须要有较深厚的专业基础。如果专业基础不好，最好在熟悉相关文献方面下些功夫，在关键词设置阶段多做些功课，为获取相对完整的材料打好基础。
    最后，笔者想强调，由知识性史学向问题性史学转化所提出的问题，即在互联网时代，史学研究的最终价值，是要以研究者所提出的问题来标志的，所以要在选题上多下功夫。以选题取胜，应该成为一个明确的治史理念。
    选题问题也是传统史学所重视的，同前边两个问题一样，它也是在新的史学时代显得更加重要或迫切。其实，就史学的历史说，古往今来的历史学家，也从来都是以提出问题而著名的。他们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大多不是以解决了什么问题，而是以提出了什么问题而影响于后世的。司马迁史学最重大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个影响后世两千年史学的重大命题；而至于说他是否从天人之际中究出了什么，找到了古今什么样的变化规律，倒并不重要。刘知幾是以他提出“史家三长”而著名的，至于他自己是否具有三长之才，他是否告诉了人们达到史家三长的秘诀，那则是无所谓的事情。章学诚是以提出“六经皆史”而著名的，至于他是否拿着“六经”还原了什么样的历史，则没有人去过多地考究。顾颉刚是以提出“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而著名于世的，至于他是否因此而还原了多少古史的面貌，则不必去做计较。这些彪炳予史册的中国历史学家，无不是以他们提出的问题而著称于世。
    但是，在传统时代，即使提不出惊世骇俗的重大问题，也还是有碗饭吃，扒扒材料，梳理一个问题，说清楚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还是有他的价值。而在今天，当互联网、大数据、数据库粉碎了垄断资料的梦想，在材料面前人人平等，占有材料易如反掌的时候，影响于社会或历史的，就只有靠你所提出的问题所带给人们的启发了。任何一个史家，都必须以你提出了什么问题，来标示自身的价值。至于你解决了什么问题，则并不重要，解决得好与不好也不重要，因为只要提出了问题，你解决不好还有别人、后人会在你的启发下继续推进。但是，如果没有问题，提不出给人以启迪的问题，你的价值何在呢？
    所以可以断言，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家，是以他所提出的问题而著称的。一切以民族的未来为念，心存现实关怀的历史学家，都会在历史与现实的交会处，找到他独到的关切点，从而提出启迪人们心灵的历史命题！
    综上所述，我们谈的四个方面，除了关键词问题有它的特殊性之外，其他三个问题都是传统史学中也有所强调的问题，只是新的时代特性，又加重或强化了治史的这些要求。由此也可以说明，新的时代，并没有改变史学的性质，而只是在史学属性的最基本方面，把它再加以推进！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尽管我们还无法断言，刚刚处在开端的一个新的史学时代将来会走到哪里，但史学所以为史学的基本属性将不会改变。它对史学基础的重视，对提升理论水平的要求，对问题意识极端重要性的强调，都只能会使未来的史学更深刻，更诱人，更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