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历史贯通性研究将得到长足发展
    中国史学自古就有着崇尚通识的优良传统，几乎所有名垂史册的历史学家，都主张史家应该有贯通古今的大尺度历史眼光。司马迁留下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1）的历史名言。刘知幾主张史家应有通识，说：“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22）“识有通塞”，是明确提出通识的问题。刘知幾认为，有了通识的眼光，才可能鉴有定识，铨核得中，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获得有益于今人的历史借鉴。通识是史家最重要的品质。宋人提出了明确的“会通”思想，说“会通之义大矣哉”，主张著史应该“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达到“极古今之变”的境界；对文献的占有，应该“尽见天下之书”，达到会天下之书于一书“而无遗恨”的境界（23）。近代以来通史性著作繁盛，也是重视通识的反映。
    但是，尽管历代都重视通识，重视对历史的贯通性考察，而真正实践这一思想却并不容易。一方面，通识需要大尺度思考历史问题的学识和眼光；另一方面，通识的前提是系统地占有历史资料，由材料来支撑你作出贯通性的历史判断。但在传统史学时代，这第二个方面，则是无法达到的。古代历史资料的散在状态，以及它的极其宏富，使尽阅天下图书几成不可能之事。一个人即使穷毕生之精力，也无法达到对史料的一网打尽，不可能做到对史料的全方位系统性占有，不具备做贯通性考察的基础性条件，想通都无法企及。所以，人们的研究只能局限在某一时期、某一历史阶段的选题方面，要做一个贯通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某个问题的系统性考察几乎就不可能。出于教学或社会普及之需而必须进行的中国通史写作，也只有靠团队协作来完成，而一旦集体著书，真正的通识就难以贯彻了。可以说，在传统史学时代，专题性贯通研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数据库、大数据的应用，开辟了史料搜集与应用的新时代，对历史的贯通性考察变为现实。金观涛、刘青峰的《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一书，就是利用数据库方法研究现代观念，在观念史的宏观性贯通性研究方面有重要建树的一个典型案例。作者是书的结论是：
    所有中国当代政治观念的形成，几乎都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中叶以后的洋务运动时期，其特点是用中国原有的政治文化观念对西方现代观念的意义进行选择性吸收……第二阶段是从甲午后到新文化运动前的二十年（1894～1915），这是中国人以最开放的心态接受西方现代观念的一个时期。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来没有的现代新观念，都是在这一阶段传入的；而以前经选择性吸收的某些现代观念，在这一时期也比19世纪引入时更接近西方原意，我们把这一时期称为学习阶段。第三阶段则是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1919年以后，可以看到中国人对所有外来观念的消化、整合和重构，将它们定型为中国当代观念。这些观念趋于定型，形成了中国特有的现代意义……建构了现代中国主要的意识形态（24）。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十分宏大的历史判断。作者不仅具有通识的眼光，而且仅仅从结论本身就知道其具备深厚的材料基础。这是作者利用数据库方法，依据几乎囊括了全部近代报刊的全文数据库，通过对近百个现代政治术语的检索，在得到数以千计的统计数据、数以万计条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统计分析，以十数篇系列论文、几十万字的研究规模而作出的历史判断。作者根据所得到的庞大数据，制作了31幅词语演化的函数曲线图和36个有关政治术语的统计表格。这样的研究，在传统时代是无法想象的。如果是靠翻阅文献、摘抄卡片式的积累资料，仅仅是制作一种表格，怕也不只是几年的工夫。正是对这样复杂的术语演化现象的整体性把握，才可能对其演化的趋势或规律作出判断，才可能看出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术语形成的整体图景。可以说，真正的通识性研究，也只有在大数据、互联网的时代才有可能达到。
    所谓贯通性研究，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做通史，做宏大的课题，就是在一般性的课题上，通识也是必要的，也是要有数据库或大数据来支撑的。如果没有大数据、互联网的资源便利，在一般的或者是很具体的课题上，要做到通识也是不容易的。
    近二十年来，笔者也尝试过依赖数据库资源对一些具体问题作贯通性考察的研究工作。譬如十年前笔者发表的一组关于中国历史上均平思想的论文，其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解说》《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25）等文章，选题都不大，但却都是贯通古今的研究，如果没有数据库、大数据的支持，是很难想象的。像做《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一文时，数据库检索中发现一条材料，即清人焦袁喜在《徒善不足以为政》篇中说：“徒善不足以为政，非但空有其心全不见诸行事，如田不井授，富连阡陌，贫无立锥，虽轻赋敛蠲逋负，总不谓之仁政，以其偏枯不均平也，则亦为徒善而已。”（26）这条材料用以说明古代国人的均平心理及其对政治的影响非常重要，极其宝贵；但若不是数据库的应用，按过去做学问的方式，笔者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阅读面延伸到焦袁喜的《此木轩四书说》一书，甚至也不知道焦袁喜这个人的存在。或者说，如果不是有数据库的支撑，像这样比较宏观的题目，需要做大尺度历史考察的题目，都不可能进入笔者的研究范围。因为，虽然仅仅是考察“平均赋役”，题目看似具体，而要做的却是要贯通整个中国古代，这样的研究势必要阅读“二十四史”，系统的经书、诸子，以及历代那些有名的笔记小说，这样的阅读量，足以让我们望而却步。正是数据库、大数据的发展，使我们有条件对这些问题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整体面貌作出判断。
    笔者在2014年发表的《汉代社会观念研究》（27）一文，也应该被视为一项贯通性研究的成果。该文对两汉时期的社会观念进行纵向四百余年、横向全社会的通体考察，资料涉及所有可供考察的汉人文献，离开数据库检索，是无法完成的。该文最后在20种汉代文献全检索的基础上，得到材料37793条，获得基本数据374个，在此基础上进行量化分析，全文表格13个，分析数据1211个，最后得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新认识。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这样的研究便无法进行，为写作一篇文章，要对数十个概念进行逐个统计，汇总出每个概念出现的频次，再做量化比较分析，仅仅依靠摘卡片式的手工操作，这样一篇文章的写作不知需要多少年工夫。而没有相关概念的全考察，对其数量关系的分析就不能做到精确可靠，其研究结论就大受影响。
    在排除了史料障碍，超越了传统阅读局限的新史学研究形态下，各个层面上的历史贯通性研究成为可能，也必将引起史学工作者的研究兴趣，判断在新的史学时代历史贯通性研究将得到长足发展，可能并不唐突。
    关于互联网所造成的史学形态的改变，学界已经有所关注，已经有人以网络史学来概括这种史学形态，也有人预测它将带来史学方法论和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改变，本文所论，可以看作是对以往研究的一些补充，并且也还十分肤浅。虽然如前文所说，现在才刚刚进入互联网时代，大数据、互联网的发展也只是处在它的十分初级的阶段，但即便如此，它所带来的史学变革已经是非常巨大了，未来的史学形态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现在还很难难预测。本文所以要来研究这些变化，要来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只是想就初步观察到的东西发表一些浅见，以便我们尽可能清醒地去应对这些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