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互联网、大数据所催生的史学变革
    现在我们需要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新史学研究形态下究竟实现了什么样的变革？在历史学的思维方式、研究规范、学科属性、研究形态等方面，有没有可能发生一些根本性的改变？我们应该如何估价历史学在数字化、大数据、互联网时代所发生的改变，它的价值、意义及其未来前景？
    根据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经验来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史学变革，无疑带有不可逆转的趋势，一切传统文献的数字化、各种日益综合的数据库、所有信息复杂链接并日益膨胀的大数据，等等，已经构成历史研究的现实场域。历史研究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手工操作，一页页阅读、翻检文献的时代了。而且，所有这一切才刚刚开始，计算机技术的日新月异，互联网程度的日益加深，获取知识和资料方式的智能化发展，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在刚刚经历了三十年发展的今天，我们其实还处在这种变革的极为初期的阶段。在今天就来预测这场史学变革的未来结果，蠡测它的实质性影响，还为时过早，但为着当代史学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根据现今所能看到的可能性发展趋向，作出尽可能清醒的判断，尽管我们深知这是勉为其难。
    1.从事实性史学向思想性史学转变
    现在，我们想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互联网飞速发展、知识和资源共享的时代，人们还需要向历史学家请教些什么？
    互联网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其所造成的知识与资源共享。随便一部手机在手，就真的可以做到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的一切，无不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答案。于是，历史学家向社会提供历史知识的功能历史地失去了。不要说老百姓已经不需要再向历史学家请教什么，就是大学历史课堂上的老师，他所讲的大部分内容，学生都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中查到，并因此失去对课堂的兴趣。在这样的互联网时代，传统的所谓学富五车、博闻强记、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失去了意义，人们还需要向历史学家请教些什么呢？以往的历史知识谁都可以轻易地查到，过去只有历史学家才可以看到的神圣的文献资料任谁都可以随意调阅，甚至对学术界最新的研究成果、学者们的最新看法，非专业的人只要有兴趣也都可以轻易地查阅，人们还需要从历史学家的口中听到些什么呢？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对文献资源的垄断没有了，对历史学知识的垄断没有了，对学术信息的垄断没有了，唯一剩下的就是历史学家个体对历史的看法，你对历史的独到见解，你从自己的学识出发对历史事物的独特性判断。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思想个性，你的存在就失去了对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也就是说，历史学家在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他在接受了历史学的训练之后，所获得的独特的思想个性，他的学识和判断力。毫无疑问，思想性成了互联网时代历史学家最最重要的东西。与此同时，历史学也完成了一个转变，即从传统的事实性史学，转变为思想性史学，历史学研究的目标，也将从弄清历史事实，转变为历史解读。虽然历史解读也是以弄清历史事实为基础，是在弄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分析判断，但其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性史学，是以弄清历史事实为基本目标或基本任务的史学。近代史家主张史料即史学，实际上就是一种事实性史学。新中国史学声明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实践证明，将近七十年了，似乎中国学者从来也没有发现一条历史规律，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除了马克思提出的几个定律之外，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认识。可见，新中国史学也没有去研究所谓的历史规律，也只是停留在弄清历史事实的阶段。只不过是历史学家所研究的历史事实，可以区分为不同的性质，或者是具体的某一件事、某一种历史现象的事实，它的原本面貌；或者是一般的状况或状态性的历史事实，譬如某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总之都是停留在一个事实的认证阶段。所以，总体上说，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可以说是一种事实性史学，从史学样态来说，其描述的叙述的成分，要远远大于或重于其思辨的分析的成分。
    事实性史学的著名命题是“史料即史学”，事实是靠大量可靠的史料来说话的，谁掌握了史料，谁就掌握了事实。但是，网络资源共享打破了历史学家对史料的垄断，任何人都有条件迅速获得大量资料，并且是可以得到以往历史学家所不容易获得的资料，这使得过往那个“史料即史学”的著名命题变得毫无意义。
    “史料即史学”是傅斯年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16），也曾经是一个时期史学的经典性命题。这个命题虽然在“左”的年代遭受了污蔑性批判，但在改革开放、扫除了“左”的阴霾之后，它似乎又赢得了青睐，被不少学者奉为圭臬。“史料即史学”的命题并不是像它遭受批判时被理解的那样，它仅仅只是把历史学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史料”，更不是说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整理史料，它的真实内涵是很丰富的，不能做断章取义、顾名思义的理解。蒋大椿先生曾经解读傅斯年的“史料即史学”有六重含义：
    第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只是史料。
    第二，为着更好地研究史料和扩充史料，历史学必须扩展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工具。
    第三，历史学的任务是运用各种研究工具从史料中探明史实、史事。
    第四，这种史学的基本性质，是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客观的科学。
    第五，这种历史学是科学的事业，它的研究方式，应从个人的孤立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研究。
    第六，这种史学的功能，傅斯年认为，它“没有一般的用处”，只能是纯学术的研究（17）。
    笔者赞成蒋大椿先生对傅斯年“史料即史学”内涵的解读。就蒋先生谈的六层含义说，基本上都是指向史料问题。第一层含义，把历史研究的对象确定为只是史料，历史研究就是对史料的研究，史料是研究的核心；第二层含义，历史学扩展研究手段，丰富研究工具，也仅仅是为着更好地研究史料；第三层含义，历史学的任务，探明史实、史事，是依靠对史料的整理来实现的；第四层含义，历史学的性质，是纯客观的科学，是强调所谓“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对材料的态度是“存而不补”，“证而不疏”，不在研究中施加任何主观性的成分；第五层含义，强调历史学的研究方式应从个人的孤立的研究转变为有组织的集体的研究，也是从充分地占有材料出发的，因为只有依赖组织的或集体的力量，才能在更为广泛的范围内、从各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征寻材料，真正地把人们动员起来，“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把历史研究奠定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至于第六层含义，强调学术研究功能的纯粹性，其实也在于对材料负责，要甘于放弃任何现实的功利的目的，做“没有一般的用处”的学问，才可能不扭曲对材料的解读，保障研究的客观性，亦即傅斯年所认为的科学性。“史料即史学”强调的就是史料问题，是史料的客观性、全面性。在这样的学科属性中，材料的搜集、全方位获得，是整个学科的基础，甚至史料研究本身就是学术活动的唯一目标。
    在这样一种史学研究形态中，尽可能广泛地全面地占有史料，永远具有最重要的意义，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取决于对材料的占有和理解。有些学者一辈子都在为搜集某种系统的材料而奋斗。
    在这种史学研究范式中，历史学家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史料上边。学者要完成一项研究成果，搜集资料所占有的时间，往往是思考和写作时间的多少倍。就一般状况说，进行史学研究，用在搜集资料方面的精力和时间，大概要占去整个研究时间和精力的百分之六十到八十，学者倾其毕生精力，都耗费在史料上边。如果学者之间比较其高下，学问的深度和广度，基本上是以阅读文献的基础和占有史料的厚度来区分的，甚至有一些学术权威，就是凭着对史料的垄断来保证的。人们形容一些大师级的学者，博学是其最常用的词汇。
    然而，现在一切都翻转过来，再博学的大师，一辈子所看过的文献，所摘抄的卡片，也抵不上几分钟的网络检索，在整个史学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几乎不需要占用多少时间。一旦确定了选题，设置了关键词，获得史料几乎就是瞬间的事情。过去人们上穷碧落下黄泉都无法做到的一网打尽，现在轻易而举地实现了。数据库方法保障了史料检索的系统性，互联网打破了任何对材料的封锁和垄断，凭着对材料的垄断和占有建树学术业绩、树立学术权威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
    过去是“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现在的材料不是一分、十分的问题，而是百分、千分、万分的涌现，鼠标一点，成堆的材料都扑面而来。我们不可能完全被动地就材料本身来说话，有一万分材料就出万分的货，我们必须有能力把众多材料中真实的历史信息凝练出来，提出与丰富的历史资料相匹配的历史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历史学家面临的不再是没有史料的窘境，不再是文献无法尽阅的苦恼，而是史料的丰富性难以驾驭，是史料的混乱需要清理。过去的矛盾是没有史料，现在的问题已经转变成了史料过剩。历史研究中的主要矛盾，已经从如何获得足够的史料转移到了如何处理史料的能力方面。这些能力大体是：
    甄别史料真伪的能力；
    判断史料价值的能力；
    对浩繁史料进行宏观驾驭的能力；
    面对同样史料作个性判断的能力。
    所有这一切，都指向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考验历史学家的思考力，理论思维的能力，辩证分析的能力。当然，这些能力在传统史学研究形态下也是需要的，但在新史学研究形态下则愈发突出出来。也就是说，当一切材料都对所有人公开，人人都可以公平地拥有同样史料的时候，学术能力的差别，就只能是以研究者的理论素质和思维能力来区分了。这时候，“思想”该上场了，思想力成了新史学研究形态对历史学家唯一重要的要求。已经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这个问题。陈春声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由于时代和学术研究条件的变化，更大的理论关怀和超越具体研究课题的问题意识，对于新一代史学家来说，可能已经成为对其学术生命生死攸关的问题……这样一来，“数字人文”时代历史学者的功力，可能更多地表现在眼界和通识方面。新一代历史学者的工作，若要引起国内外同行的重视，更重要的是要有深厚学术史背景的思想建构，也就是说，“出思想”与否，可能会成为新的学术世代衡量史学研究成果优劣高低更重要的尺度（18）。
    可以说，新史学研究形态完成了历史学学科属性的一个重要变革，传统的事实性史学变成了思想性史学。新史学研究形态下的史学成果，是以思想性取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