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指出：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破除“左”的影响。这对当前历史学界是同样适用的。就世界史研究而言，实事求是，就要用生活的实践来检验历史的理论；解放思想，就要把长期以来附加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上的许多不实之词，给予批判性的澄清。例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任何一种社会经济形态都会经历它的产生——发展——衰亡的过程。资本主义这种社会经济形态也必然如此。19世纪中叶曾经预见当时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已接近其发展的顶点。但后来世界资本主义的现实进程否定了这一预见。现在回过头来看，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在19世纪时才处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比预见的复杂得多，不是“产生——发展——衰亡”这样简单的一次性的三段论形式可以概括得了的。现代生产力经历了多次的革命性发展阶段（德国学者库次斯基认为迄今已有四次是生产力革命），经历了多次大波动。这就是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长波理论”提出的新假说。这是符合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 页）历史研究要考察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激烈争论什么姓“社”姓“资”的问题时，对马克思的科学的历史观的这一基本观点，似乎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记得恩格斯曾经说过：全部历史都应该重新研究。在这里，我是从历史学应该适应时代的需求而进行改革的角度来理解这话的，不知是否正确。历史作为客观的存在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历史研究的方法、角度、理论、关注的中心问题与重点、与现实的联系程度，等等，这些总是要随着时代的需求而变化的。在当前的改革大潮中，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成为时代的中心内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取代改变生产关系成为推动大变革的主导方向，在这种新形势下，历史学改革应该怎样进行，这有待于大家来讨论。就我个人的一点体验，在当前的世界史和中国史研究中，“现代化”的课题正在引起人们愈来愈大的关注。继“文化热”之后出现了一个“现代化热”，这决不是偶然的。在十几年前，“现代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还被视为一个资产阶级观念而受到批判，而这几年这个课题却突然热起来，这说明中国形势变化之快。近年来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人数在减少，而现代化研究这门新课程却对学生保持着愈来愈大的吸引力。国外也有留学生来我们这里研究这方面的课题。这不是发人深思的吗？我不是号召大家都来搞“现代化”一个题目，而只是想说明：历史学在保留自己学科特点的同时，根据时代的需要开拓一些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研究领域，甚至增设新专业，调整经济学科的设置，都已经提上改革的日程。当然，这决不是说要取消传统的“保留节目”。世界的和民族的全部遗产都应该在我们的手中继承与积累下去。就历史学而言，老调子永远也唱不完，但却不是永远只唱老调子。
    跳出老框架，走向新天地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钱乘旦
    历史学面临危机，这是毋庸回避的。我们当然可以自我安慰说，全世界历史学都有危机，中国也不例外。但中国的危机似乎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历史学是在旁徨地寻找发展的新方向，中国的历史学却沉痛地发现：它越来越失去社会的承认！这里关键的一点，是历史学是不是“有用”？
    中国目前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一切都要“立竿见影”，急功近利，急于求成，“拿来就要能用”是判断的标准，长远的、将来的利益很少为一般人所顾及。历史学作为提高民族素质、陶冶文化修养的“基础学科”，目前就很不能为多数人所接受。这种倾向，我们当然不会苟同，而且要大声疾呼地加以反对，我们应伸张于民族大义，立足于千秋万代，为历史学的重要性努力辩护。但是，如果我们把“历史学有用”的论证完全建立在“长期效应”的立场上，就无异于不了解中国史学危机的真正性质；如果我们对历史在文化修养和心灵陶冶方面的作用一意孤芳自赏，那就会使历史学完全脱离现实生活，真的成了一个最多只需要“养起来”的观赏之物了！
    事实上，历史学确实有它“有用”的一面。不过我首先要声明，我使用“有用”这个词，不是说人们可以任意编造历史，让历史附会现实（如四人帮所做的那样），而且说历史与现实有紧密的关系，历史可以而且应该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是指历史的现实意义。
    对这个问题，我们无须避讳。中国史学向来不否定历史的借鉴作用。周朝时，就出现“殷鉴”思想，即以殷商的兴衰为警戒，指导周的治国方策。这以后，历朝历代都很注意总结前朝的历史经验。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治史有针对性，在这里表达得很清楚。《国语》提出用历史对国君进行“训”、“导”，以供国君“斟酌”，中国古代各王朝都很注意修史，原因即在于此。司马迁作《史记》，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他对历史的褒贬，渗透着他对西汉时政的评论。班固作《汉书》，是在为东汉王朝歌功颂德；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自称是“叙国家之盛衰，着生民之休戚，”为现实服务的宗旨，跃于纸上。他曾说：“学者贵于行之，而不贵于知之；贵于有用，而不贵于无用，”《通鉴》中许多议论，都与当时紧迫的政治问题密切相联，表明他从不把历史当作与现实无关的单纯学问。这种传统到明清之际仍盛行于史家之中，黄宗羲、顾炎武不仅亲身参加反清复明的现实斗争，而且主张历史学要“经世致用”，按黄宗羲的说法，“二十一史所载，凡经世之业，亦无不备矣。”清代以后，虽然文字狱的凶残将历史学引向脱离实际的考证诠释之道，但章学诚作为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最后集大成者，仍然将“经世致用”视作历史学的核心，而“明道”、“惩劝”则是治史的最终目标。在他看来，文章着述虽“有所发明而于世无用，”只不过是“雕龙谈天之文”而已；“得一言而致用，愈于通万言而无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