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学科应走向大众
    世界历史编辑部葛新生
    1992年史学刊物排了座次。在全国160多种史学刊物中选出了33种核心刊物，其中只有3种是世界史学科的期刊，占核心刊物总数的1／10弱。可知中国世界史学科处境不佳。
    我国世界史学科在三中全会之后比起建国三十年却是有了长足进步：一批批的世界史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被培养出来；一批批学者出国留学访问；一批批的史学着作问世……世界史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然而，这一兴旺发达的局面没有持续多久，便出现了不少的问题：专着印数少使得专着出版愈来愈困难；读者群萎缩，专业杂志订数锐减而难以为继；专业期刊减少，使得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发表难，成果发表难，导致学者们的评职称难；评职称难使得占世界史学者中大部分的高校教师队伍更为不稳定……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世界史学科亦步亦趋陷入困境。
    对困境原因的分析，众说纷纭。笔者以为，除却社会的，经济等客观原因，世界史学科自身十几年来在“研究、教学、服务”三项任务中，学院派过份地强调研究，对教学只满足于维持照本宣科，而将“服务”于社会现实的任务视为可有可无，乃是造成本学科脱离大众以至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
    从世界史学科杂志订阅的情况来看，占总数3／4的订户集中在中国的东部地区，如北京、上海、天津、山东、广东、江浙等文化经济发达的地区。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也往往是高智力区。研究单位多、高等院校多。那里云集着众多高学历者。（甚至在北京和上海的一些中学里，有不少青年教师具有硕士学位。）因此，无论是从专业需要，还是为加强个人修养，他们即是这些品位较高的专业期刊的忠实读者和撰稿人。
    而在占中国土地面积89％，总人口64％的中西部地区，订数只及东部地区的1／3。很多地区级的教育学院、 师范专科学校的图书馆和资料室中居然找不到一本世界史方面的杂志。在一些学校中，没有专门搞世界史教学的教师，世界史教学处于可有可无状态。即便是有这方面的专业教师，也只是应付传授知识，一本书就够了，根本不会去介绍当今的研究成果，以及如何推动、改进世界史教学。笔者曾到过一些地区级师范专科院校进行过函授教学，学生反映，他们除了学校发的一套教材之外，再没有看过，也根本看不到什么有关世界史的刊物和书籍。世界史教科书对于他们来说太深、太难懂，人名、地名根本记不住，看多少遍都没用，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这些地区文化落后、经济也落后。那么到底是文化制约了经济，还是经济拖了文化的后腿，在这里我没有必要做过多的解释。我所要说的是，由于这些地区大多数人的文化程度不高，且又缺少世界史方面的基础教育，因而少有人感兴趣于任何一本专业性很强的世界史期刊。在中西部，尤其是西部那广袤的土地上，世界史学科的影响几乎是微乎其微。这里的民众急需的是世界史学科方面的基本知识，即世界史的“ABC”。
    经常有人向我探询《外国史知识》的情况。其中有《人民日报》国际版的高级记者，中亚东欧所的研究员，文化部文化参赞以及大、中小学教师、大学生等等。从他们的探询中，可以感知到人们对这份杂志的怀恋与好感，人们渴望见到那种溶知识性、趣味性、学术性为一体的读物。
    综上所述，世界史学科的出路在于能否得到大众的理解与支持。走出困境的关键是在于如何调整。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在于“对服务于社会现实的任务”的重新认识。要树立这样一种观念，世界史学科服务的对象是多层次的，像学院派史学家那样“写作研究性着作和论文”并非是从事世界历史学的唯一方式；学术界同仁也并非是唯一合适的读者。我们的学者必须向广大社会公众和社会实践靠拢，了解大众的需求，普及世界史知识、干预世界史教学。有的放矢地去争取读者群，找到学科的发展与群众的需求的最佳结合点，扎扎实实地，一步步引导大众进入高境界。
    争取读者群，扩大社会影响的有效途径是要写出大批的可读性强的世界史读物。
    过去很长时期，文史是合一的。文史不分是中国人特别热爱历史的原因。有许多史学着作就是琅琅上口的文学珍品。比如，司马迁的《史记》。而世界史着作，在中国出现时，就以科学性见长，突出强调材料的可靠性和对材料的分析判断，忽略了文采。后来，随着各种史学方法的出现，世界史着作更成为专家学者的专有，一般史学工作者和爱好者只有敬而远之了。我以为使用文学的笔法，即以文学作为史学的载体，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写出以科学为依据的世界史着作是可行的，使读者在这种作品中既领略了科学，又获得了人生哲理的启迪，还可体会到文学的艺术魅力。
    实际上，在国外，文学与史学之间相互渗透早已成为潮流。这可从近几年翻译出版的一些世界史方面的着作中看出。例子不胜枚举。众所周知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重要参考书《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只是美国环球新闻社的记者；《风流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神秘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作者是法国文学的传统派代表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亨利·特罗亚，在法国《快报》的民意测验中，他是仅次于巴尔扎克而最受法国人欢迎的作家。众多文学家都在史学中寻找出路，而历史学家怎可自甘寂寞。他们的作品不仅内容翔实，材料丰富，极具参考价值之外，其中还展示出广阔的生活场景，揭示出深刻的人生哲理。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生动精炼的语言，对读者都有极强的吸引力。当然，这些着作毕竟是外国人写给外国人看的，不尽符合中国读者的口味，且又缺少系统性。中国读者，读惯了演义体的章回小说，听惯了评书连播。所以，以章回小说作为世界历史的载体，不仅可行，而且大有可为。目前，我国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尝试，然而，一两部作品是远远不够的。时代呼唤我国的世界史学者，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令人喜爱的世界史作品。将悠久的世界历史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地在亿万人民中迅速传播、普及。像当年美国的西进、像当年三五九旅的拓荒。为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一个有高度历史文化修养的民族，为让无尽的历史宝藏化作我国人民群众的精神财富，为推动我国世界史学科前进，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世界史工作者成为“西进的勇士”、“开荒者”。
    我们的担子很重，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很多。世界史同仁们，为走出困境，在传统的责任感中，尚须注入与时代相适应的新的因素。让世界史学科进一步走向深入，走向社会，走向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