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486-513、515-520页。
    (26)蒋梦麟：《西潮》，台北：辅欣书局，1990年，第133-134页。
    (27)吕思勉：《蔡孑民论》，《吕思勉先生遗文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02-403页。
    (28)笔者详检萧一山先生文集编辑委员会所撰《行述与大事记》，均未涉及转系事，似传闻非实。见《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635-642页。抑或北大时有类似辅系的灵活制度(类今第二专业)，总之，转系与否，若阅先生《自述》，或有明确答案，目前只能存疑。
    (29)参见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之一)，《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30)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第708-714页。
    (31)《史学系课程指导书》(十二年至十三年度)，《北京大学日刊》第1302号，1923年9月29日，转引自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2)《清代通史》初版，俱载八篇序文，除梁任公、今西龙序外，还有朱逷先(希祖)、蒋方震(百里)、李守常(大钊)、杨适夷(栋林)、李革痴(泰棻)、蒋梦麟序，总计八篇，极一时之盛。商务改版后，仅存日本今西龙与梁任公序。
    (33)《清代通史》初版及以后各版，均于正文前载有“叙例”与“导言”。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据台北本影印，阙载“导言”。两文均收入《非宇馆文存》卷5。
    (34)书中对曾左李诸人与太平天国成败的精彩评述，就是贯彻这种史观、史法的，极见功力，读者可注意检阅。请详参萧一山：《清代通史》下卷，第一篇“太平天国之始末”，第二篇“咸丰之忧患与同治中兴”。
    (35)参见欧阳军喜：《论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
    (36)关于史料之必须齐备，除傅斯年“上穷碧落下黄泉”、余英时赞严耕望“地毯式搜寻”、严耕望引陈垣“竭泽而渔”说外，罗家伦又有“猎狗似寻材料”说。罗家伦说载《罗家伦先生文存》第1册，台北：“国史馆”，1976年。此种观点实受民初兰克史学输入的影响。萧氏对此有了解，但也有所保留。
    (37)参见蔡元培：《请将内阁档案拨为北大史学材料呈》，1922年5月12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99页。
    (38)此事，前引欧阳军喜文叙述甚详。另参傅振伦：《清代档案聚散和集中概略》，《傅振伦文录类选》，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
    (39)至1942年，萧一山已经摸清家底，清代档案除内阁大库外，尚有军机处、崇谟阁、宫内以及各部档案。现在比较确切的底细，存北京故宫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共有明清档案800多万件；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典藏清代档案，约有40万件；合其他各处，总计不下2000多万件。以此而论，任何个人仅此一项史料，欲像严耕望先生所说“竭泽而渔”、“一网打尽”，也绝无可能。
    (40)夏鼐有《评萧一山著〈清代通史〉》一文，写于1933年11月。是时，夏在清华大学史学系读书，就萧氏上中卷涉外史部分提出尖锐批评，揭出两书多陈袭稻书28、34、38、44、53等四章，并增新的错误，计摘出的史实、人地译名等讹误有数十处之多。现收于《夏鼐文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64-381页。此事似今人尚少注意，蒙台北车守同君告示。核对修订本，萧氏多数都能接受，已予以订正。那时，一山已赴英国考察，故夏鼐善意建议其在英注意搜集西人文献，并提醒新公布的《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亦为重要史料。笔者敬佩夏文真诚坦白，批评尖锐，然颇富善意，双方并未因此产生芥蒂。
    (41)1840年后，清史之涉外关系比重渐重，无留学背景之萧一山，自是弱项。由此，自萧氏先开清史著作风气后，留学与教会学校出身的学者，往往另辟一路，但也要到30年代。论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开山，当推1923年夏蒋廷黻归国后，在南开大学创设“中国近代外交史”；1929年，转赴清华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继续外交史的研究。1938年写成大纲性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提出中国人能否近代化将关系国家兴亡的观点。蒋氏史学，可参沈渭滨：《蒋廷黻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第4期。蒋氏以“现代化”为主线，涉外关系评述多以此为转移。1932年与萧氏激烈争辩的陈恭禄，受蒋氏影响，属同一系统。
    (42)参见王康采访记：《清史权威萧一山》，《萧一山先生文集》下册。英伦考察动机，最早可能起于朱希祖的提示。另一背景是，1926年游欧之罗家伦提出在欧美搜集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庞大计划。参见罗家伦：《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计划》，《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2集第14期，1928年1月31日；参见欧阳军喜前引文。计划未付之实施，但对萧一山有所触动。亦因此项资助，萧一山对蒋很是感激，返国后渐参与政治，与此不无关系。
    (43)太平天国的遗文遗物，多被清人毁灭。日人内藤湖南于1925年发表选自大英博物馆所藏太平天国史料，对国人颇有刺激。对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开发，实际梁任公要早于内藤。1919年8月初，梁启超偕中国驻荷公使唐在复等人参观莱登大学图书馆，即发现该馆藏有太平天国印书，因命人缮录5册，但未经印行，故长期不为人知。事见皮明庥、孔宪凯：《梁启超欧游时所辑太平天国资料》，《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2期。后北京大学教授刘复(刘半农)将其在大英博物馆所录太平天国有趣文件16种裒为一册，于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同年，北京大学另一教授程演生又将其于1924年在巴黎东方图书馆摄影抄录的太平天国印书编为《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约与程演生同时，留学德国的俞大维亦从普鲁士图书馆搜集到太平天国印书9种，唯当时并未影印问世，后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据俞氏所摄照片著录，编入《太平天国诗文钞》，于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对前此情况，萧一山1942年在《近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中也有详细交代。然，在太平天国域外史料的早期开发中，成就最为卓著的为萧一山。朱希祖在为萧编《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所撰序文中盛赞道：“此书一出，吾知本国研究太平天国史者必咸嘉萧君之功，盖其成绩比程、刘二君更弘大也。”以上情况承周武告示，谨此致谢。
    (44)萧一山还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寻得程学启、崇厚等书翰15通，李鸿章批札11通，吴煦、黄芳照会3通，鲍超公文封套一件。后以《戈登文书》之名编为一卷，并在《国闻周报》上择要发表。同见前引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