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学界征引先生大著，所注版本时有讹误，一并综述于下。《清代通史》上卷，北平中华印刷局初版于1923年12月。1925年12月由中华印刷局续出中卷。(20) 1927年版权易手于上海商务印书馆，于同年9月发行上卷，次年9月再出中卷。30-40年代，商务至少发行过四次“国难版”，1962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修订版。前此均无下卷。至于下卷讲义，早在1926年前即已写就，曾印发给北大、北师大与北平文史政治学院诸生习读，民间乃渐有“盗本”流传(中华印刷局借机偷印)。直至1963年，该书下卷方正式定稿，完璧面世，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三卷五册。大陆中华书局于1986年影印发行，所据为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的修订本第5版，印数不多，现已不易检阅。笔者所阅上、中卷两书之初版本，系已故郭廷以所长生前捐赠于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者。各时期版本，蒙车守同君于台北辛勤寻觅复印，得睹始末，殊属非易，深致谢忱。
    《清代通史》出版之前的状况，约略交代已过。然有关此书著作原委，笔者始终有一个困惑萦绕心头不去：22岁的年轻人，既然创造了编纂大型清史的首项记录，实是奇迹；40年间，早有下卷讲稿写就，何久久不欲功成名就，使全书完璧面世？不能不说有点儿怪。这一奇一怪，何以通释？
    一部书能够长久流传下来，非常不容易，必有写作者的人生传奇值得追思，内里还藏着一个孕育写作的时空世界，故事里有故事，环环相套，悬念不少。后人欲有同情的真了解，先得通过“知人论世”一关。犹如神游桃花源，须经极狭极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的入口，方有豁然开朗的惊喜。然而，有关萧一山的身世与亲友、门生的回忆，在大陆能看到的少而又少。除了他写作的两部清史，其余的文字极不易觅得。幸蒙台北车守同君辛勤搜罗，在一二月间，得以陆续窥睹到一大部分材料，不敢说全，至少算匍匐而过“入口”，数十步外，依稀看得到“桃花村”了。
    1950年，萧一山全年沉浸于写作《非宇馆五十自述》，直到次年1月中旬止，称“以个人之经历为重心，敷陈时事，似自传而非自传，谓之曰回忆录，亦无不可”，共4册，凡21章、100节。后来又陆续补记，至1973年底封笔，易名《五十自述及卅年来见闻录》，云“余之自述，字字皆有据之言，其目的不在为个人标榜，乃所以示范未来，为近数十年存真正史料而已”。(21) 因涉及民国诸多人事，该书稿至今秘不示人。笔者对先生写作的若干关节，常有猜测而不能解，或解而不敢自信，更感慨现今被尘封秘藏的，何止一生之经历，更有众多为后人未知少知、难以感悟的，专属那个时代的实情实景，岂能不为之憾惜乎？1973年12月，先生写下《自述》“补记”，文末动情地说：《清代通史》系余一生事业之总结，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除此则感恩知遇者，梁任公先生一人而已。恭读之余，欣喜若狂，此非先生为解读大著成功秘密，提示于后人的一条重要线索吗？
    1921年春，萧一山由山西大学预科毕业，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政治系，于梁任公实无正式师生名分。1923年12月1日，梁任公为《清代通史》握笔作序，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年轻人，赞誉有加，谓“吾友蒋百里手一编见眎，则萧子一山之清代通史，为卷三，为编十六，已写定者仅上卷三分之二，为篇四，为文三十余万言。余穷一日夜力，读卒业作而叹曰：萧子之于史，非直识力精越，乃其技术亦罕见也！”对“技术罕见”一语，先生挚友、著名版本目录、古籍整理专家杨家骆的发挥，最得先生之心。杨氏于1930年创办中国辞典馆和中国学术百科全书编辑馆，1933年最先在《图书年鉴》向书界全面推介萧书。晚年为萧著撰跋，概括定稿本诸特点甚详。其中解释其体例之善，谓其糅合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志、通典体与新式章节体于一炉，“全书17篇，分96章，429节，节之下又立目，篇章节目，各有标题，不惟可见纂组之功，抑且助循览之易。自司马迁仿世本旁行斜上为十表，著者亦师其意，所附宰辅、军机大臣、督抚三表，固旧史所曾有，大事、世系、学者著述、外交章约四表，则此编所新创。贯会全史，补其未详，既省史文，复便检寻。至全书事求详确，文务明晰，征引必其书名，附及则系以小注。”(22)
    梁任公系倡导“新史学”名帅，当然希望麾下良将“多多益善”。在梁任公，老骥识途，检阅部分，即掂出书稿分量，愉悦地将其罗入帐下；而在22岁初涉史界之萧子一山，获此奖励，若一举高中，春风得意。
    萧一山出身徐州书香门第，称兰陵萧氏之后裔。乃父宗雅公四龄而孤，“感门祚之单寒，特奋志于学，好史鉴，尤喜公羊春秋”，治今文经学。北闱未售，绝意仕进，乃以教读为业。对诸子家教甚严，尝贴一门联，曰：“勤俭持家，心存忠厚；诗书教子，志在圣贤。”先生居幼，父母爱之最切，自述由入塾受读经子，而后入高小至大学，悉受陶熔，“每假期归里，依依膝下”，听父讲述故事及治学方法。初著《清代通史》上卷，“吾父指导之力居多”，“勉其专心学业，早日成书，再加修正，俾作定稿。”(23)
    生当新旧嬗递之际，萧一山承接家教私塾的启蒙，读经史不辍；后入新式中小学，均逢良师指点，兼以禀赋杰出，既不坠旧学根底，又初接新潮洗礼，自然是少年成名的一些先决条件。但笔者妄测，至此而止，即便有志清史，也只能步武纲鉴而已，恐很难诞生新式清史惊世之作。易言之，若不走入“开风气之先的北大”，萧一山也就不太可能成为开启编纂新式大型清史先河的第一人。
    萧一山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即1921年的夏季，走入北京大学的。是时，蔡校长正在欧洲考察，因不满北洋政府，发生第二次辞职风波(未获允准)，由蒋梦麟代理校长之职，(24) 故萧一山实无缘亲聆孑民先生的教诲。由此，恕我进一步申论前意：假若说没有北大，就没有萧一山，这并非因为马神庙或沙滩红楼那块“风水宝地”特别有什么神灵，甚至也不完全是指“北京大学”那块校牌，而是因为沐浴在由蔡孑民先生一手开拓的“风气”之中。由自由与民主精神催发的生机盎然的文化风气，造就了北大，也造就了萧一山，更造就了群星璀璨、人才成团涌现的独特世象。这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比拟于战国“稷下论学”的一段最好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