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清代通史》创作之初，萧一山即将郑成功、天地会、白莲教，直到太平天国、义和团等等的反清起事，看作是环环相扣，一线相承，不以“盗”、“匪”待之，在当时确属别开新格局。在先生则是基于历史的通感，从对象的共通(反清以及后来的反列强)入眼，展示的是一种过程的连续性。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另一个重要的因素，诚如先生《自述》所说：“一生所钦佩者二人，一孙中山先生，一蔡孑民先生”，尊崇与宣传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信念，则是这种史观的思想根基。后学失敬，愚以为或许是受抗日战争的刺激，史学的政治意识过强，难免就会犯“因词害意”的毛病，例如将“推翻满清帝制”称作“民族革命”，就很勉强，不是又落入了“种族革命”的陷阱？
    吴宓批评萧一山“革命意味过重”，还牵涉到中国近代史书写争论的一个重大情节。今人就有将这种书写方法的歧异，归纳为“革命叙事”与“现代化叙事”两分对峙的。两分之法，固然因简化而变得明晰，易于入手评论，但过分的执著，容易遮蔽当日相互重叠、交叉、转换的历史复杂面。例如，被公认为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最高水平的，是孟森先生。(62) 从表象看，在这种分析框架里，孟森是“两头不到岸”的另类，既不取“现代化叙事”模式，更反对“革命叙事”。孟森明确表示：“后代于前代，评量政治之得失以为法戒，所以为史学。革命时之鼓煽种族以作敌忾之气，乃军旅之事，非学问之事也。故史学上之清史，自当占中国累朝史中较盛之一朝，不应故为贬抑，自失学者态度。”(63)
    孟、萧两氏对革命的表态，似乎立场迥异。细检两先生的著作，参考当日具体情境，就知道他们之间的分歧，并非鸿沟相望。深受乾嘉学风的影响，崇尚史德的声气相求，常常让他们走到一起。孟森长萧一山24岁，为师长辈。早年曾任幕僚，参与晚清宪政。民国后脱离政界，渐有清代史事考证文问世。1929年起，相继在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讲授清史，清史的代表性专著遂陆续出版。谓萧一山开清史研究风气在先，而孟森居第一代清史学者首席(尤以晚清以前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应是公允之论。萧一山对孟之成绩，亦大为推崇，称“孟森先生功力最深，成就最宏”。(64)
    孟森所攻，实具体有指。孟森首先是对章太炎等人辛亥前“排满”的种族主义情绪极度不满。再次，不能容忍民国初年如《清史通俗演义》、《满清十三朝宫闱秘史》之流“小说家”书泛滥于民间，“妄造清世事实，以图快种族之私，而冀耸通俗好奇之听”。(65) 在这里，孟森强烈维护史学的尊严，鄙视“诬史”暴露的、承袭旧套的丑陋“国民性”，例如胜利者的傲慢与偏见，成王败寇的腐俗史观，以及肆意丑化前代历史的写作风气，等等。孟森认为这种偏向，无益于客观严肃地检讨前代得失，有失史家品格。检阅《清史讲义》，孟森虽对白莲教、捻军等均以“匪”、“贼”、“盗”称之，但对洪秀全的起事，则称“太平军”，设专章辨析太平天国治军治民各种制度，叙述甚细，对其创制良意也有所肯定，且谓洪秀全“马上得之，马上治之，纵有戡乱之具，终无济治之能者也”，应属不刊之论。(66) 萧一山早在1923年初版“叙例”里即表态：“清代史料，备极繁赜，披沙拣金，掇摭甚难。本书取裁，自必力求详确，凡讪谤失实，粉饰已甚者，当推求其真象之所在，而辨正之，书必可征，未敢轻道也”，(67) 此与孟森先生可谓同调唱和。而萧一山对民众反清革命投注的热情，自然是孟森所不可能具有的。如《清代史》中称太平天国为“民族革命之壮澜”，但也不是无原则的赞颂。阅先生《清代通史》与《清代史》，论旨一以贯之，前者对太平天国的检讨极详，后者更积多年研究心得，类多精辟论析。如检讨太平天国失败，条分缕析，评洪秀全曰：“崇拜上帝，最初是一种神权的假托，后来简直变成疯狂的迷信”，“不能认清历史背景，好逞己意，妄事更张”，终至威行专制，帝制自为；“其实他只是一个三家村学究，智识是低级的、落伍的，他的思想，大半受秘密社会的影响，他的政制完全是封建的残留……他们并无建设新国家、新社会的理想，只有作威作福、封妻荫子的幻梦，徒多矛盾事实，偶窃偏隅，意骄志满，那能成大事！”(68)
    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一直交织着战争与动乱，真正“国泰民安”的时间不多。萧一山以“有渐无顿”的史眼观察有清一代事变，看到的是反复动荡之中的连续性，以及历史一步一步的逼着人们前行的那种选择“无奈”。特别是经历甲午一战，国人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受制列强”，已经到了“存亡莫保之时期”。不管今之人如何事后诸葛似的埋怨“救亡图存”耽误了“现代化”，是时凡有良知者，莫不因心动而至行动。历史可供国人选择的，原不是一种可能，最少损失、最大获得的选择，书上写得明白，国人也追求过。然而假若直面历史的实况，我们不能不敬服萧一山以下的史论是冷峻和深刻的。他叙述的历史逻辑完全基于史实的客观：当时国人作救亡图存运动者，唯有康梁之维新与孙黄之革命，最有意义，也影响最大。事势的演变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当宪政变法失败后，失望之人转而革命；清廷逼于革命之势而行“新政”，“新政”实偷袭变法宪政之要求，却迟迟不欲实地行施宪政；对“新政”的失望，转而为革命之势滔天，最终革命成功，则转为共和。先生总结这种苦涩的“历史三部曲”，说道：“晚清历史，恒以此二者为中心，以求中国之自强与改造而已。此二人在表面上为对立之两派，其互相排牴论战之激烈，有时且超过所欲打倒之对象；然实而按之，则亦有相反相成之功。盖不有革命之酝酿，则清廷未必肯实施宪政；不有宪政之宣传，则人民未必能倾心共和也，故所谓因时修改者，历史渐变法则之所必然。”(69) 在这里，我们可充分欣赏到博而知要，约而能精，由分析而综合，由征实而发挥，由功力而通义例的通史大家风范；也就能理解王家俭先生以下的牢骚不是无病呻吟：“目下国内的历史学者大体可谓从事于专题研究者多，留意于通史研究者少。如果按此方向发展，将来可能会造成许多学有专长的人才，却很难培养出几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史学家，这也许是史学界的一大隐忧。”(70)
    对萧一山“民族革命史观”要做同情的理解，涉及“民族主义”、“革命观”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完全超出了本文的旨趣所在。但有一点似乎可以说说。晚清时人对“革命”一词的理解，差别之大，歧义之多，甚至同一个人前后也迥异，非今日所能想像。例如1902年，梁任公在《新民丛报》发表《释革》一文，专门就reform与revolution二词之翻译进行辨析，认为日人翻译不确，“此二者皆大易所谓革之时义也。其前者吾欲字之曰‘改革’，其后者吾欲字之曰‘变革’”，并发挥说：“革也者，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此所以Revolution之事业(即日人之所谓革命，今我所谓变革)为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1903年致徐君勉书，更袒露内心世界的真实：“今每见新闻，辄勃勃欲动，弟深信中国之万不能不革命(注意：此处又用“革命”一词--引者按)，今怀此志，转益深也。”(71) 至于他与《民报》的分歧，可以用梁任公自己的话挑明关节所在：反对极端破坏，张扬宪政民权，专言政治革命，不复言种族革命；(72)“政治革命者，革专制而成立宪之谓也，无论为君主立宪，为共和立宪，皆谓之政治革命”。(73) 显然，在《清代通史》里的梁任公，中心意思是中国必须变革，但也可以采君主立宪制，有时也称“虚君共和”制；而主张“政治革命”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要实行民权主义的宪政。以上两点，都与中山先生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这是萧一山对任公先生的理解，或者认同于乃师的地方。笔者以为，这一理解完全符合梁任公行动的实践路线。对清廷失望之时，就会与孙中山有联合反清之意。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又毅然发表檄文公开决裂，策助蔡锷发动“反袁护国”战争。后来又不惜违抗康师之意，强力反对张勋复辟。这些都充分体现任公先生对宪政的追求是何等的执著！(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