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事原委大体是：清室拖至宣统帝登基，宫内事务已经腐朽不堪。因一次偶然事故，醇亲王载沣嫌内档太多，满目皆是，无处着手，竟下令将那些他认为“无用的东西”堆放一起，以候随时销毁。幸经张之洞力奏保存不动，方逃过一劫。1914年，一大堆内档遂易手于北洋政府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两年后划归教育部管辖。1922年，就发生了将明清档案作废纸出卖的丑闻，其中8000麻袋(一说9000麻袋)为罗振玉转购所得。罗除部分卖与日人外，余经转买，最后归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由傅斯年组织人员整理研究，遂成史语所三大功勋之一。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余存的档案，计有1502麻袋，蔡校长接受朱希祖等学者建议，经与教育部力争，终于移付北京大学整理。(38) 1922年7月接收完毕，朱希祖组织明清档案整理会，指导北大史学系等学生参与整理。办法分为三步：首就档案的形式分类，区分年代；次则编号摘由；再次者则研究、考证，并分类统计。已整理就绪者，送入陈列室，供人参观，并在《北大月刊》公布目录、事由。其中仅明末清初档案，计有23303件。萧一山《清代通史·叙例》说得明白：“清代内阁档案自拨归国立北京大学整理后，余亦躬与斯役，披阅所及，取证滋多。此虽案牍之言，实难尽信，然较之官书，胜万万矣。”(39)
    萧一山在撰写《清代通史》上、中卷时，最感匮乏的还是涉外关系的史料。明清中外关系史，时尚在襁褓之中。晚清外交关键的官方文献《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要到1927年10月首次展出，蒋廷黻等人方始得以抄录；1929-1930年，由故宫博物院影印出版后，涉外关系研究才渐开风气。朱希祖所说的西人记述文献，当时仅有教会学校先沾风气，不出国亲自检阅，所知也仅为皮毛。这方面的内容，萧一山最初自不得不对稻叶君山书多有借助。由此不唯谈不到超越，无以鉴别、以讹传讹，留下不少硬伤，更是有苦难言。(40) 上、中卷已然如此，而况下卷？兹后，萧氏于此不得不再加用力，费时当然良多。(41)
    顺此牵出另一掌故。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对《清代通史》颇感兴趣，读过上、中两卷后，赏识萧氏，而对曾左彭胡诸人事迹，也欲有所咨询。1932年，先生时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因朱家骅之推介，遂获蒋氏面召。据王康记述先生晚年回忆：“当时蒋公有意邀请萧氏从政，经萧氏婉谢，因他无施政经验，恐有负蒋公的知遇之恩。如蒋公能资助他出国考察研究，他倒乐于遵命。”于是就有1932-1933年蒋氏资助的欧洲之行。(42) 此行结果，大开眼界，并成就了先生在太平天国研究史上的突出地位。此行先生在英国凡7个月，在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将所阅太平天国官书和文件全部摄录，回国后据所得官书20部，连同中央图书馆所藏《英杰归真》合编为《太平天国丛书》第一辑，共分10册，于1936年由南京国立编译馆出版。其他文献则另编为《太平天国诏谕》和《太平天国书翰》二书，分别于1935年和1937年由北平研究院影印出版。这些遗落域外的珍贵史料的整理出版，为后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先生于域外太平天国史料的早期开发中，居功至伟。(43) 又以有限经费，购得英国会文书150余件(所见关于中国1840年后文书，不下700件，财力不足，遂留遗憾)，归国后汇辑为《关于中国的大英政府文书总目》。(44) 到1942年，先生遂有《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长文发表，于清代中外史料“丛林”，经长期关注与搜集，已全局在胸，剖析细微，然身处国难，心有余而力不足，只能长吁短叹，深感“史学本为一综合科学，必广览洽闻，得博约之旨，而后始能无偏执固陋之弊！”
    上述回溯，可略窥下卷迟迟未能定稿，多少也是因晚清史料开发难度极大，有许多是待以时日，方得始见阳光，而史实梳理，考伪辩证，更是销人岁月，涯无边际。先生又好强争胜，不欲贻人口实，为“新汉学”所笑，以如此心情著《清代通史》，必与自己非常过不去，为难过甚。(45) 此亦彰显20世纪前半期之学风，前贤严肃治学的品格，视著作若地狱，今日之著书人可以想像乎？笔者意谓20世纪前半期作“清代通史”，欲包罗万象，万无一失，如同作茧自缚，步步荆棘。先生以一人之力，能做到如此周详，后人不能不特生敬意。
    现在回头再谈先生所感恩知遇的梁任公。萧一山就读于北大，未有机缘聆听任公先生亲授课业，然心仪仰止已非一日。《清代通史》下卷有梁启超专节，赞任公“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古今人著述之多，范围之广，影响力之大，盖无有过于任公者”，且云“当余总角受书时，即诵读其家喻户晓之《中国魂》，而固不知有《民报》与《革命军》也。”(46) 当草创《清代通史》时，梁任公《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自然也在萧一山必读书名单之内，早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
    将萧一山荐介给梁任公的蒋先生，字百里，名方震，浙江海宁人，是蔡元培校长专为学生特聘的校外名人，在北大兼课，讲授军事学。(47) 萧一山充分利用北大条件，广泛问学拜师，尊蒋百里为座师。稍关心大陆近年网路，必会知道百里先生在久久沉寂后，因纪念抗战，大名频频被提及。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异；历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史称其为“民国时期著名军事理论家”，主张对日持久作战。蒋实多才多艺，于文学、史学亦有不俗的造诣，书法犹有晋唐气韵。(48) 1916年，梁任公触发告别政治之念，想专致于文化教育事业。(49) 1918年春夏间，任公果然摒弃百事，致力于通史之作，数月间成十余万言。至8、9月间以著述过勤，致患呕血病甚久，而通史之作也因以搁笔。1918年10月，梁任公发表宣言，“中止政治生涯”，毅然退出政坛，“全力尽瘁于著述”。12月，遂与蒋百里等一行游历欧洲。(50) 百里拜任公为座师，实属亦师亦友之间。1920年3月，梁任公返国，与百里等同好一起，热心办教育、创刊物，赴各地大学演讲，返归史学、静心著述之心更切。而此时萧一山正在续撰《清代通史》下卷，很想随侍任公先生左右，采访“维新变法”口述史料。1925年9月，梁任公终于入住清华园附近，专心担当研究院导师。在此之前，先生从北大毕业，梁任公即由天津荐书清华校长，被破格聘为大学部教员(后改大学，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兼任留美预备部研究指导。先生借北大之光，得拜识恩师蒋百里；又借恩师之光，走会梁任公座下，转成私淑弟子与教学助手，此非一生之大幸，又当何谓？
    梁任公于自己所倡导的“新史学”，编出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乃是一生无时不忘的个人“野心”。欧游归来，尤专力于史，欲以余生著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并已拟订详细纲目，凡分3部29篇，单独印行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即其叙论。(51) 然终为种种俗务所牵累，无以脱身，“耗其精而荒其业”。及至1925年后，遗憾渐深，心情愈急。1927年初夏，清华研究院同学在北海聚游，邀请任公老师参加。此时，萧一山已应蒋梦麟校长之邀，于1926年返回北大任教。任公先生下面的讲话，很能反映1925年以来的内心活动：“因我个人对于史学有特别兴趣，所以昔时曾经发过一个野心，要想发愤从新改造一部中国史，现在知道这是绝对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可办到的，非分工合作是断不能做成的。所以我在清华，也是这个目的，希望用了我的方法，遇到和我有同等兴味的几位朋友合起来工作，忠实的、切实的努力一下。我常常这样的想，假定有同志约二三十人，用下二三十年工夫去，终可以得到一部比较好的中国史。我在清华二年，也总可说已经得到几个了，将来或聚在一起，或散在各处，但是终有合作的可能，我希望他们得我多少暗示的帮助，将来他们的成绩比我强几倍。”(52) 苍天有眼无珠，致手术失误，1929年正月，梁任公道归西天，年仅57岁。《中国文化史》正文仅撰成《社会组织》一篇，余则久久盘旋其心中，难以释怀。此岂独任公先生终生之憾，亦是中国学术的莫大损失！(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