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清代朝政日趋衰微，不利于清室的野闻轶史乃悄悄现世，包括书商策划杜撰，借秽亵、猎奇以牟利的伪书，以及革命党人以刊布清初扬州、嘉定屠城等野记，挑起对清室的种族仇恨。⑦ 舍此不论，清史研究的发轫，至少也可以追溯至清末，故有识者谓近代性质断代清史之研究，实与世纪同步。入至民国初年，应新学与社会阅读需求，仿纲鉴、纪事本末体与初创的清史教材陆续应世。萧一山1942年撰写的《清代史书史料及其批评》，曾论及著前状况，云：论清史私家著作，清末有缪荃荪之《国史要略》、汪荣宝之《清史讲义》，前者颇究心于制度，后者则取材于魏书(即魏源之《圣武记》)，然皆为学校课本，非专著也。民国初年，有吴曾祺之《清史纲要》、许国英之《清鉴易知录》、李豫曾之《纲鉴易知录续编》、文明书局之《清鉴辑览》、陈怀之《清史要略》、刘法曾之《清史纂要》、黄鸿寿之《清史纪事本末》(引者按：另有同名本，则为钱遹朋所著)、印鸾章之《清鉴》等。⑧ 笔者比较认同王家俭、萧立岩的判断，应急类清史书籍，虽然条理清楚，实则失之简略，大都仍不脱王朝政治史樊篱，无法全面反映清代社会实况，于波澜起伏的社会情态和风云多变的中外关系，多所阙闻不载。因此，民初写清史的人虽然不少，但始终没有令人满意的学术专著出现，对清史全局性的研究，尚待时日。⑨
    这里，还必须对隔代官修清史一事做些交代。至今仍行世的“二十五史”，《清史稿》殿其后，沿用纪统体，例属传统“正史”。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即于民国3年(1914)开设清史馆。它原是替传统的王朝正史体系收尾，为两千年帝制略尽殓丧之仪的，“史馆规模之完备，人员之齐全，酬金之优厚，几不减清初当年明史馆开设之规模”。⑩ 然好景不长，袁氏窃帝自亡，随后历届北洋政府财政艰窘，屡减经费以至于无，史稿工作遂全局停顿，直至民国16年匆匆收场，次年开始印行。处在这样一个新史学后追逼迫，旧国史无力经营，不新不旧最是尴尬的时期，《清史稿》的修撰，欲了而不能了，成为“烂尾工程”。平心而论，此书编纂不乏名家高手参与，恪守旧例，规制亦严，自有史料整理、汇纂、分编之功；若假以时日，持之以恒，未必在《宋史》之下，也不是没有可能比肩《明史》的。故孟森等前辈均主张不宜贬损过甚，可与“二十四史”同等看待。(11)《清史稿》印行时，萧一山《清代通史》商务新一版已推出。其后陆续修订，先生对《清史稿》亦多有借助。
    袁氏死后，军阀、政客忙着争名于朝、攘利于市，修史之事，置之度外。笔者虽未能获得早期第一手材料，而以下议论均发生于《清代通史》出版之后，借此或可间接了解，知识阶层早就对清史编纂状况极度不满。梁任公是从史家的角度立言的：“官修清史，汗青无日；即成，亦决不足以餍天下之望。吾侪生今日，公私记录，未尽散佚，十口相传，可征者滋复不少。不以此时网罗放失，整齐其志传，日月逾迈，乃以守缺钩沈盘错之业贻后人，谁之咎也？”(12) 容希白则代表教育界谴责民国当局明令禁止《清史稿》发行，显系不明智之举。他发声道：“夫学校皆有历史一门，欲知中华民国肇建之由，不能废清代二百六十八年之历史而不讲……使政府果有改编之志，国人犹可少忍须臾。今改编既无其期，而研究历史者不能蔽聪塞明，则政府之威信有不暇顾者矣。”(13)
    然而，事犹有比之更不堪者。在当权者不知不觉之间，东瀛邻居经营有年，已然捷足先登。早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史界在“脱亚入欧”思潮影响下，逐渐由旧汉学转变为“东洋史学”，那珂罗世、内藤虎次郎，白鸟库吉，均是“东洋史”的创始者与中流砥柱人物。日本取代帝俄获取在中国东北特权后，满蒙史乃至辽金元史成为他们主攻的方向。白鸟库吉更是明白喊出了“日本应成为亚洲研究领导者”的口号。1908年成立“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白鸟为主任，重点研究朝鲜、满洲历史地理。这是一批深受欧洲“科学主义”影响、具有浓重近代日本关怀的学者，异常敬业，人数不少。他们谙熟多种语言，穷搜各种原始史籍，寻觅并率先利用西方文献研究东亚，特别重视田园调查，东北与朝鲜荒野偏僻之乡，均留下他们跋涉考察的足迹，实为社会学与历史学之最早结合。以这样的意志与毅力写成的不少专著，所涉领域，多为中国史学研究未曾充分开拓的旷土。强援古来成语，谓之“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情景虽未必全洽，然不免让人辛酸泪下，不忍言而不能不言。(14) 于是，想起寅恪先生1931年在清华的讲话，尝言“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校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以此之故，寅恪先生最后所说“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是为当时贤达所共忧虑者。(15)
    1914年4月，也就是清亡第三年，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推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年底，但焘的中译本随即印刷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84章，凡数十万言，自满洲部族起源，迄宣统帝退位，政治、经济、文化、边政、外交诸事俱备，是清亡后第一部完整的清史著作。但焘系孙中山先生秘书，据其所序“弁言”，时居沪上，译本为中华书局争得。译者谓《清朝全史》“阅十余载之星霜，撷数百种之载籍，一旦杀青，蔚成巨帙”。并云：是书援引官私文书广博，取材旁及三韩(朝鲜)乃至西方文献，且综合矢野仁一《清朝史讲义》、内藤虎次郎《清朝衰亡论》和《清朝开国史料》、烟山专太郎《俄国黑龙江史》、田中莘一郎《太平天国革命意义》等本国人专著。(16) 因此，稻叶专著虽出一人之手，实立足于前此日本众学者清史研究基础之上，非急就之章。日人对清史若此关切，起步之早，钻研之深，足令国人感到汗颜。但焘先前已有专文涉足清史，译笔通晓流畅，译书一出，即风行中国，“对于当时的史学界，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震撼”！(17)
    走笔至此，本书主人公萧一山先生跃然跳出。逼迫若此，初生之犊，血气方刚，不得不鸣，且一鸣而惊世。一山先生是在1919年冬，山东济宁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前夕读到《清朝全史》的，时年17岁。关于著书缘由，先生自初版“叙例”有所交代外，以后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1934年《清代通史下卷讲稿辨论集序》(18) 一段自叙，描述编著前后心境十分真切，兹选录于下：
    及民国三四年间，海上有译日人稻叶君山氏之《清朝全史》者，颇风行一时。余方读中学，以国人不自著书，而假手外人，真吾国学术界之耻也！稍长，乃埋头致力，发奋著《清代通史》。民国十二年上卷出版，越年余，中卷亦出版；自后教授国立各大学，既十年，而下卷犹未能卒业。国家既无暇以奖励学术，士林尤多存门户方隅之见，稿费报酬，不足抄工，遑言资生与参考书乎？讲课劳人，光阴虚度，非余疏懒，势使之也。顾常端居私念，以为国史之大业，岂学殖谫浅者，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胜任，使余努力以成草稿，藉开近代史研究之先路，则外人视之，或不至目中国学术为无人，斯余之愿遂矣。
    据《萧一山先生文集》“行述与大事记”所载，1920年，先生在山西大学预科时，即开始“专力于蒐集有关清史之资料，拟订编写大纲，并着手编写导论”。1921年，在北大政治系一年级，“课余致力著作，于本年完成《清代通史》第一、二篇”。1922年，二年级，“完成《清代通史》第三、四篇之著作”。1923年，三年级，“将《清代通史》上卷六篇完成”。(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