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也就容易理解，只要有史学的年轻俊杰出现于眼前，晚年的梁任公即刻就会神经兴奋，关怀、提携无微而不至。所幸在清华有一入室门生、一私淑弟子不期而遇，不负师恩，终于为中国新史学留下了两部足可告慰先生的“通史”名著。前者为张荫麟所著《中国史纲》，另一本就是萧一山的《清代通史》。
    还须补一笔。萧、张两先生，名义上还有师生的名分。萧一山作有专文哀悼张荫麟，记述其事曰：“回忆民国十四年的夏天，梁任公先生由天津来信，说清华学校拟约我担任中国史。我很高兴的答应了，因为任公先生任研究院导师，可以朝夕过从请益，为我写晚清史的资料……十月开课，我担任新招大学部一年级四组的通史和留美预备部四个年级的研究指导。荫麟兄就是预备部一年级的学生。在研究的一周内，我发现荫麟兄的国学造诣，不仅为当时一般大学生中间所少有，看他在校内外刊物所发表的论文，有些关于考工制度方面的，简直非老师宿儒所及。因和任公先生谈及。任公先生说：张君之才，殆由天授，吾辈当善加辅导，俾成史学界之瓌宝。独惜其体质太弱，恐不克享天年耳。我当时也这样想，所以常常劝他锻炼身体，勿太用功。”十余年后，两人有过两度相见，张荫麟坚执弟子礼。萧一山作文时，距清华初识20年不到，世风已大不如前，故先生感慨道：“我教他不过半年，实则师生的关系很浅，年龄也相差无几，而他在学校时的成就，业已为大师宿儒所特别器重，在常情则可以朋友论。二十年来亲炙受业的千万学生，一经成名，竟把老师忘掉了，客气的则改等为先生，不客气的则改称仁兄，而荫麟只依然抱一日之师终身不改的态度，执弟子礼甚恭，绝无暴发户之丑……因此我常常地感觉，天生奇才而不假年，徒为历史上留一恨事，任公先生十七年前的话，不幸而言中，岂真荫麟兄只具夕死其道的精神，殆亦忧国情殷，斯人憔悴的缘故呢？！”(54)
    我在张荫麟《中国史纲》的“导读”里，曾发过感慨，说最令我感动，甚且有点妒忌的，是那个时代学者的气度和所处的文化氛围，后学景仰与追慕贤达的那份真挚，以及名士贤达对待后进优秀的无私，于是才会有世纪难得的人才高峰，因缘际会于一时。想不到从蔡孑民、蒋梦麟，到梁任公、蒋百里，再到张荫麟、萧一山，又给我增加了那么多感性的体验！
    张荫麟遗憾地没有能留下完整的“中国通史”，花甲之年的萧一山，40年后，终于拿出了一部完整的“清代通史”。先生自述说：是由于受到两个刺激而起：第一个刺激是“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经常劝我续写《清代通史》下卷，包氏甚至坦白地说：“您现在还不动笔，将来年纪大了想写也写不成了。”第二个刺激是胡适之博士的去世。胡博士的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及《白话本文学史》都只有上卷，令学术界的人士至今感到无限的惋惜。我不能步胡博士的后尘。(55)
    “自信不愧梁任公先生之期许”，当萧一山说出这句话时，确实有足够的底气。然而，当日老师们的期许，岂止只是一部“清史”？看梁任公序文，说得何等地恳切：“遵斯志也，岂惟清史？渔仲、实斋所怀抱而未就之通史，吾将于萧子焉有望也！夫力田、赤溟在今日，未知其视萧子何如？世有亭林，其必能衡而鉴之！”朱希祖在序文中也说：“萧君年富力强，既以通史自任，则俟清史成后，尤深望其再作民国史，即所谓现代史；推而上之，继成上古、中古、近古诸史，以定成中国全部通史，其功德尤为无量。所以乐为之序，而馨香以祷祝者也。”
    老师们的期望，也是年轻萧一山的追求。(56) 在20世纪前期，治史者深受社会急剧转变的刺激，抚古思今，多少都有过编纂中国通史的创作冲动，包括被认为治史仄深的陈寅恪，萧一山也不例外。从传统经史子集的“乙部”演变为新史学期望的“普通史”，(57) 意味着史学、史才、史识、史德都需要经历一番改造。百年回头看，才知道这可是近代学科独立与学科建设艰辛而多曲折的长过程。在这一过程里，既充满着学者间价值观不同追求引起的碰撞，也长期受困、实际也受益于“专”与“通”对峙产生的“张力”。
    如果说“专”看重的是史学的科学化，追求学科的“现代性”，职业共识性规范的建立，那么“通”关怀的是史学的社会化，着眼于整体历史的评估，当下“国民性”的改造。萧一山很看重“通”的意义。他在《清代通史》“导论”里就是这样说的：“而今文化革新，国运衰替，士子多瞩目瘁心于世变之哲理，与夫实用之科学，于史学之綦要，而鲜有注意及之者。不知增进文明，浚疏人智，史学之在今日，较他学科为尤要焉！”这里表达的对史学使命的认识，也正合乃师梁任公“新民说”开发民智之义。
    20世纪初，摆在近代中国面前的，不是不想走出“国运衰替”，而是靠什么“走出”、怎样“走出”？仅凭一知半解的西方“世变之哲理”，全凭光电声化“实用之科学”，就能够助我们走出政治暗浊与经济衰弱的“国运”吗？年轻的萧一山，因先前知识的积淀，受周围师友的影响，却拥有了最沉重的历史感，后人看来似不无文化保守的情结。这种历史感，始终不离对千年中国长期变动轨迹的观察，(58) 强调“有渐无顿”的历史哲理是如何冥冥操纵、支配着中国历史前行的每一步和每一关键时刻。进到海通大开，历史更在异常痛苦中渐行渐变，中国经历各种反复甚至灾难，更是领受着“非常”之“常”的煎熬。先生希望能用丰富生动的“通史”，通过历史家底的全面盘点，揭示本土社会变动的特殊性，以此浚疏民族的智慧，让国民能对“社会变迁之大势”，以及中国在世界大潮冲击下的困境，可能发生的意外事变，具有必要的文化素养，用以从容应对。这种对历史教育的关怀，在民国初年，实际只限于新式学校圈内少数人士，在政界、工商界回响甚为微弱。那时多少人沉溺滚滚红尘，短视于眼前的一功一利，以为文化不济实用，历史仅剩茶酒席上的笑侃，及至抗日战争爆发，方大惊失色！我依稀感到，或者是有某种定力牵引着，凡执著于历史感的人，注定要与追逐急功近利的滚滚潮流不合，总多杞人之忧，易被讥为不识时务，时过境迁，再回头看，他们似乎又像是先知先觉者。先生撰写于1923年的“导论”，行文不长。读完本书三卷，结合全书的议论，再读“导论”，就能体会，《清代通史》给予我们的，岂止只是先生叙述的清史，更留下了那个时代，像先生那样一代人的复杂心境，以及他们在中国思想变迁路途上踩过的足迹。
    萧一山用“清代通史”作书名，当时颇有人表示异议，显系断代历史，冠以“通史”之名似属“不典”？先生在“叙例”中，前后有两次文字不尽相同的辩解，反复突出“通”字的深意。萧一山以继承太史公、章实斋、顾亭林以来的通识传统为己任，又接受西方新史学整体史的影响，将清代视作中国历史长链上的一环，认为秉“经世致用”宗旨，“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语出王充《论衡·谢短篇》，也是梁任公平时喜欢说的话)他不满于详古略今的讲史习惯，主张应运用“倒叙之法”，以先讲“近代史”为当务之急。这一见解，既是当时一部分史学先进的睿识，也可以看作先生个人何以缓作中国通史、全力创作“清代中国史”之充分理由。(59)
    后人评析《清代通史》，无不知萧一山持“民族革命史观”，作为其历史通识的“史心”。笔者看到的资料，吴宓似是最早公开批评《清代通史》“革命意味过重”，时为1933年。(60) 既吴宓有敏感，向被称为“改良主义者”的梁任公却不表示异议，且十分欣赏该书，何以解释？
    先得说明，萧一山清晰的“民族革命史观”表述，始出于晚至1943年四川三台写作的《清代史》“引论”。先生曰：“我是主张民族革命史观的，尤其讲中国近代史，必须以它为骨干，为史心。因为它--民族革命--整个支配了中国近代社会，一切都是以它为枢纽而变动的。”由此将“近代史”划分为三期，第一期民族革命的对象是“满清”，第二期是列强帝国主义，第三期，前一段仍是列强帝国主义，而自抗战始，则变成日本帝国主义。(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