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写有两篇纪念蔡校长的长文，前后都重复这样的意思：蔡孑民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开拓了一种风气，“如果我们以国父孙先生为近代之文王，则蔡先生就是近代的孔子……他们是‘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后的政教开山者。”(25) 对蔡先生的历史地位，先生充满真挚的敬意，“开拓风气”四字，更是说到根底上了。蒋梦麟是蔡先生的得力助手，他的追忆，也感同无异。他称维新变法失败后的北京，潮水消退，仅留下一些贝壳，“在静水中投下知识革命之石的是蔡孑民先生”。在他的培育下，北大思想自由开放，学术兼收并蓄，成为“北京知识沙漠上的绿洲”，非常像“丢一块石子在一池止水的湖中央，一圈又一圈的微波就会从中荡漾开来，而且愈漾愈远，愈漾愈大”，“三年之中，知识革命的风气已经遍布整个北京大学”。(26) 华东师大史学先师吕思勉，在蔡先生逝世后，撰有长文悼念，英雄所见略同，大大发挥了“风气”两字的深意。吕先生说：改变风气，最需要“有力者的登高一呼。最适宜于负此责任的，自然是国立大学。然而国立的学校，往往奄无生气，甚至于守旧顽固，与新机为敌。于此，孑民先生的功绩，就不可没了。”接着，又极富哲理地总结道：“风气是推动时代的巨轮。风气一转变，就无论什么事情都转变了。这就是昔人说璿机，所谓‘其机甚微，而所动者大’。”(27) 萧一山幸运地走入1920年代的北大，恰如诚之先生所言，中学时酝酿的学术冲动，获“璿机”功效之赐，抢得编纂清史头牌，极像是“天人合一”的景象。
    先举一个事例，借以说明当日学习环境优越对先生的影响。1921年，萧一山考入的是北大政治系，而非史学系。纪念文章屡有猜测其第二年转入史学系。(28) 其实，早从1917年起，蔡校长就率先在北大废除年级制，实施“选科制”，规定修满80单位，半数为必修科，半数为选科，本科即可毕业。这一选科制，提高了学生根据自身需要选课，建立各有特色的知识结构的自由度，被认为是“我国大学教育上一个极大的进步”。(29) 晚年，记者对萧先生的采访，证实了这一点。记者写道：“他不是在大学预科求学时就决心从事于史学的研究吗？为什么他要进北大政治系呢？据他解释，他学政治的目的还是在于研究史学。他说，研究历史必须具有广泛的社会科学基础。当时北大的学制规定修完八十学分就可以毕业，但他在北大四年之中却选修了一百七十个学分，凡是社会科学，他几乎无所不学。”(30) 萧一山的这种求学路向，其实也是当日北大史学系所要求于学生的。1923年北大史学系的《课程指导书》写得明白：“学史学者，先须习基本科学。盖现代之史学，已为科学的史学，故不习基本科学，则史学无从入门。所谓基本科学者，即生物学、人类学、人种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必须于二年以内，先行学完，乃可以言史学。而各种科学中，以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尤为重要。”(31) 先生学分已积至212％，能毕业不急着毕业，汲汲遑遑奔走于北大各教室，有什么好的选修课程，一个都不愿落下，实践了蔡校长“为学问而学问”的求学宗旨。假如说蔡校长是现代“孔子”，那么萧一山就是闻道争于朝夕的“颜回”了。李大钊时任图书馆主任兼经济学教授，在史学系兼教授历史哲学，为萧书初版撰有序文。先生在北大读书，拜师之广，问学之勤，由此可见一斑。(32)《清代通史》重视社会经济与民众生活状态的历史，各段均设有专章，兼以政治、文化、外交各节经济背景的分析，总比例应不少于五分之一，为前此写史未曾有见的新创制。不能不说，这与李大钊当年的倡导大有关系。
    由此而拜读《清代通史》的“导言”与“叙例”，也就不会感到奇怪，年轻的萧一山何以对古今中西史学有如此通贯的了解，且不乏独到的体会。如先生领悟历史事变，认为它具有互为因果、首尾相承、累代一贯的特性，即古人所谓的“有渐无顿”，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如若割断历史，不细察历史内在的连续，就不可能从历史复杂的形相中，锐利地把握历史运动节律与走向的微妙。先生进而立论说：“吾人既不能不认生计为历史上最重要之问题，亦不能认文化政治纯受经济之支配”；“文化在社会上占最高地位，故能指导一切。政治握社会最大权力，故能支配一切。而个人之生存，社会之维持，又端赖生计，其感受性最敏速最普遍者也。本书取普通史例，故三者亦均衡诠叙之。”(33) 笔者不能不叹服，80年前先生所持史观，或今日尚不能入“先锋派”法眼，但也绝不称落后陈腐。以此史识，详加甄别史实，贯彻渗透于叙议相兼的“新纪事本末体”，体大而不偏倚，富卓识而不诡激，(34) 难怪梁任公要情不自禁地大赞“识力精越”！
    蔡校长的另一项功业，就是将清宫内阁大库档案转移至北大整理，对促成《清代通史》启动，关系至密，在此也一并揭出。
    在蔡校长的感应下，北大史学系是在中国大学最早设立“清代史”与“中国近百年史”课程的。(35) 但新式清史草创，万事开头难，披荆斩棘的窘境，殊非后人所易想像。当上卷初版时，史学系主任朱希祖为《清代通史》作序，即已委婉地预示“萧子一山”：“清史之作，视前代史为尤难，而学者所需，则视前代史为尤要……清廷忌汉人之记述其事，屡兴史狱，毁史籍，于是野史绝迹，而讳饰之官史、贡谀之家史为唯一之史材。清史馆之设，十年于兹，史稿之成，邈不可期。加以道光以后，东西交通，事迹繁赜，迥异前代。外人清史记载史事，国有其书，渊博翔实，殆反胜于吾国。不通各国文字，实难胜作史之任。故清史之作，其难尤甚于前代也。”对老师后一点提示，萧一山要在若干年后，才真正感受到了切肤之痛。
    了解民初20年间史学思潮者，当知梁氏揭“新史学”之外，尚有傅斯年“科学派史学”与之旗鼓相当，关注重心各异。后者倡言“史料即史学”，主张应先致力于专史，不宜遽然而著通史，实是承接乾嘉一路而来，以史料考订仄深为贵。萧一山早年受经学熏陶，敬佩顾亭林的“通儒”之说，相信史学应以贯通为务，贵在“知古今之所以变”，但也不废乾嘉的考据精神。(36) 因此萧一山草属《清代通史》时，虽有牛犊险入虎穴的勇气，但也意识到须在史料方面寻求突破，既要有超越前此所作“清史”的通识，又不致贻笑于考据派(先生谓之“新汉学”)。而就清宫史料而言，当时也只能在北京，可获近水楼台之便。有幸的是，萧一山初来故都，即躬逢史界盛举，那就是一向“养在深闺”的清宫内阁大库明清档案，借蔡校长之力，征得教育部同意，1922年首次“出借”到北大。(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