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下卷，特别揭出1918年孙中山回复蔡元培书，内云：“清世秘密诸党，皆缘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复明，故民族之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凡界划井然不紊。”(75) 还先后引述中山先生这一时期的讲话，1912年就辞临时大总统对北京同盟会会员说：“太平天国即纯为民族革命的代表，但只是民族革命，革命后仍不免为专制，此等革命，不能算成功”；1924年《三民主义》之“民权主义第一讲”：“洪秀全当时革命，尚不知有民权主义，所以他一起义时，便封了五个王……那种失败，完全是由于大家想做皇帝”。(76) 是要向公众明白宣告，他不想把以三民主义为主旨、创立共和民国的革命，混同于秘密会党的传统“血脉”。但革命党前此活动，多联络会党以成事，亦是难以否认的事实。辛亥后欲划清界限，实际也反映中山先生在辛亥之前，从思想与政治信仰方面说，内心不完全认同于秘密会党；利用秘密会党，仅为时势之所逼。中山先生的基本观点，显系萧一山作史所严格秉持的立场。读者细读《清代通史》全书，可以理会得到此中的曲折之意，必不致误解先生对前此诸类“民族革命”持全盘肯定的态度。
    读萧一山事迹两月有余，感慨万千。先生1934年自英伦考察返国，接触近代史者，即知兹后时局动荡，尤以日寇步步进逼，民族危机日重一日，直至八年抗战，期间学人颠沛流离，奔波不暇，时称“国难”。虽说身处厄运，使人发奋，先生在四川三台写出了《清史大纲》、《曾国藩传》两书，毕竟静心著述之时无多。先生秉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坚挚信仰，视民族安危若己身，归国后虽曾致力于太平天国文书的汇辑印行，未及两年，国民政府渐以应战重心西倾，先生的人生轨迹随之发生变动。一方面投身大学教育管理，先后出任河南大学(三年有余)、(内迁之)东北大学、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亲自授课，广延良师，努力履践蔡孑民治校宗旨。另一方面，渐以文化人身份涉足军政，历任庐山训练团、峨嵋训练团及中央训练团讲座指导员，演讲频繁；创设“经世学社”与《经世半月刊》(后改为季刊)，印行《游击战术》等书。(77) 抗战期间，被选为部聘史学教授(另有陈寅恪、柳诒徵，共三名)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抗战胜利后，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秘书长，辅助李宗仁处理政务三年，事必躬亲。1948年5月起，就任监察院监察委员，恪守监察之公责(友人戏称之“御史”)，尽心敬业，(78) 直至病逝前，仍与会“监察院教育委员会”会议。虽先生自道“数十年来非读，即教，即著，所谓学不厌，教不倦，殆近之矣”，然事务所关，愈益疏离于“学院”，不复享有悠然学府、师生互动的充分情趣。(79) 但有一事必须提及，先生居台期间，除定稿《清代通史》外，基于旧作改写成多种简易读本，收入“国民基本知识丛书”，赐惠青年学子甚溥。1958年出任“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会委员”，1960年参与张其昀主持的修订增补《清史稿》，任副主任。此书以《清史稿》为底本，主要在明清之际、太平天国运动、清民之际等方面做了较多增补，尤其是传记人物的增添颇为费力，最后以《清史》为名刊印，分装八册。但张氏急于成事，编纂匆促，学界褒贬不一。此项校订后由《清史稿校注》完成，虽亦由“国史馆”参与，先生已不及于此了。由此而感，萧先生之一生，若步梁任公后尘，彷徨于著述与从政之间，师生何其相似乃尔？！
    有先生故友之子，作文善意地叹息曰：“我觉得萧一山的大多数成果，基本完成在他40岁左右之前，而后来基本就没有什么成就。”(80) 以他漫长的76年人生来看，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尤其相比于陈寅恪以花甲之年兼又瞽目和遭受政治压力等等之那么艰苦的条件下，仍能完成《柳如是别传》、《论再生缘》及若干很有影响文章之创作，则二者间的差别就更为显著。因此，经过这番比照之后，我仍认为我原先所以为的萧一山是过早凋零的史学奇才的看法还是基本客观的。(81) 我的感想则更进一层，一个时代造就一类人才，而一个时代也限制着一类人才，这虽是“时势造英雄”之旧谓，亦由人生选择之难，许多是身不由己的。
    笔者欲通解萧先生经历之所由，无缘翻阅先生“自述”，就想到由梁任公助窥其弟子心影，检读《梁启超年谱长编》辑录的1925-1928年全部家书。梁任公所写家书，晚境渐现，件件直抒胸臆，坦白磊落，感悟任公不能须臾忘却政局，不欲发而不能不发，实是平生信念所系，亦由时局异常，不欲恋权，却不能忘情国是民生。(82) 寅恪老撰《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最为任公先生难得的知音。读至“况先生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觉之任”，(83) 乃释卷而长叹：若梁任公，若萧一山，身影虽已远去，道德学问尽遗人间，后学不敏，岂能完全体贴了解、通释无误？笔者只能至此收笔，以俟学界与读者诸君不吝指正。
    注释：
    ①萧一山(1902-1978)，江苏徐州人。笔者推荐阅读萧立岩撰《萧一山传略》，载《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0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萧立岩，已故，为先生徐州同乡同族。全文所述事迹准确，且对《清代通史》内容有较详细的概括分析，是笔者所见怀有敬意、持论较为系统公允的代表作。
    ②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本书原由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5年出版，参与写作者为童书业，方诗铭。
    ③稍感不足的是，有一定数量的史料引文，未加注来源书籍。旧日“通史”习惯上极少加注史料出处，钱穆《国史大纲》就不加注。这一做法毕竟不便于读者检阅查对。
    ④章炳麟：《訄书》，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该书于1899年编定，梁启超题写书名，1900年木刻印行，1902年重订，1904年在日本铅印出版。白寿彝在《中国通史》第1卷《导论》里，据《訄书》手校本卷59《哀清史》，断《中国通史略例》写作于190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08页注。
    ⑤清国史馆首创于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年两次重开国史馆，历朝均有辑修。除《实录》、《会典》外，历朝开馆修编的《国史列传》，实为《清史列传》所据稿本来源之一。事详王锺翰：《清史稿略说》，载于《清史补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2004年。对于史料的价值，萧一山的看法比较公允：“史料之性质与价值，乃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倘社会上果有绝对真实之原料，则又何需乎史家为耶？”
    ⑥笔者所得，此语最早见于《元史》卷156《董文炳传》。1276年元兵入临安，文炳谓之曰：“国可灭，史不可没。”明末黄宗羲则曰：“国可灭，史不可灭。”载《南雷文案》卷6。晚清魏默深《进呈元史新编序》：“伏闻天不变，道亦不变，国可灭，史不可亡。”载《魏源全集》第12册《古微堂外集》卷2。至陈寅恪《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责职》，重提旧话，云“国可亡，而史不可亡。今虽国倖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362页。
    ⑦指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乙酉纪事》(一作《嘉定屠城记略》)，前者述顺治二年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后者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曾大量翻印这些书籍，为推翻清王朝做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