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弥格的《报告》因为反映了天主教在南明永历朝廷里传播的情况，受到欧洲一些国家的重视，早在1653年他在罗马的时候就刊印了它的意大利文本⑤，第二年又出了两个法文译本。后在慕尼黑又出了两个德文的节译本。他的《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和《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也曾发表在阿塔纳修斯·基歇尔（Athanasius Kicher）1667年出版的《中国图说》这部著作中。基歇尔是著名的古埃及学家，对东方的语言和文化很感兴趣，后来他从卜弥格那里对中国有过多方面的了解，并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介绍过卜弥格的成就，和卜弥格结成了终生的友谊。除以上外，卜弥格其他的著作都从来没有发表过，有的甚至已经遗佚。那些没有发表过的著作的手稿或钞本现保存在欧洲一些国家的图书馆和梵第冈或耶稣会的档案馆中。但不论是他发表过还是没有发表过的科学著作，它们早在17世纪，就使整个欧洲对于有着五千年文明的中国有了全面的认识，对西方早期汉学的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后来许多西方的汉学家不仅在他们的著作中经常引用他的论著，而且纷纷为他树碑立传。如在19世纪上半叶，欧洲一些最重要的百科全书中都介绍过卜弥格的生平，雷慕莎在法国出版的《传记大全》中写过他的传记，介绍了他的科研成就。法国汉学家沙布烈和伯希和也写过卜弥格的传记。我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介绍过卜弥格的业绩，如冯承钧在1931年出版的《景教碑考》和张星烺在1934年出版的《欧化东渐史》等著作中，都对卜弥格作过简短的介绍。冯承钧还将沙布烈和伯希和撰写的卜弥格的传记译成了汉文，前者叫《明末奉使罗马教廷耶稣会士卜弥格》，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者叫《卜弥格传补正》，1962年发表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三编》上。这些传记对永历朝廷内部的情况和它如何接受了天主教信仰以及卜弥格出使罗马教廷的经过，他途中遇到的各种曲折和卜弥格的部分著作都作了详细的介绍，但对其中一些史实的细节和后来克莱耶尔是否剽窃了卜弥格的著作一事有争议。1988年，我国学者方豪在他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中，也收进了卜弥格的传记，这部传记不仅介绍了卜弥格的生平，而且也提到了他几部最重要的著作如《报告》、《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中国地图册》、《中国植物志》和《医学的钥匙》等。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台湾学者黄一农的著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的第十章“南明永历朝廷遣使欧洲考”也详细地论述了南明永历朝廷的抗清斗争，基督教在这个朝廷里的传播以及卜弥格出使罗马教廷的背景和经过，但未更多地涉及卜弥格关于中国的论著。20世纪70年代，卡伊丹斯基就开始了对这位伟大先驱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两部关于卜弥格的传记著作：《明王朝的最后特使卜弥格》和《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对卜弥格的一生和他的伟大业绩作了全面和深刻的论述以及公正的评价，这两部著作都曾由笔者翻成汉文出版。几年前，卡伊丹斯基和笔者又应北京外国语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西平教授的约请，要在我国首次翻译出版卜弥格的著作，先由卡伊丹斯基将他已收集到的卜弥格的全部著作⑥ 从他的拉丁文原著翻成波兰文，给笔者提供他翻译的波兰文打字稿，再由笔者转译过来，名为《卜弥格文集》。另外，由张西平教授从基歇尔的《中国图说》的英译本中转译过来的卜弥格的《卜弥格关于大秦景教碑的一封信》和《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也收进了这部《文集》。这是目前在全世界能够收集到的卜弥格的著作的汇总。2012年是卜弥格诞生四百周年，这部《文集》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它是在中国也是全世界的首次出版。
    二 卜弥格对中国的研究
    卜弥格1647年在海南岛上留居的时候，就开始了对中国的地理位置和行政划分的研究，后来他在这个基础上绘制了十八张中国地图，其中包括一张中国全图和当时的北京、山东、辽东、山西、陕西、河南、南京、浙江、福建、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和海南省或地区的地图，合称《中国地图册》。在这些地图和对它们的说明中，他不仅标明了这些地方的山川河流和矿产资源，说明了这些地方拥有的府、州和县的数目，而且还绘制了许多明代的皇帝和政府官员行使政令、参加社会活动和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图景。在今天看来，卜弥格的这些地图无论它们所示的地区的形状还是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都是正确无误的。它们所标明的各地的山川河流、矿产资源和府、州和县的数目和我国史书上的记载，也相差无几。这就足以证明，卜弥格的地图是根据他在中国长时期的实地调查绘制而成的，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⑦ 卜弥格之前，在欧洲也有人绘制过中国地图，但这些地图的绘制者因为没有到过中国，他们所描绘的中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实际情况相差很远，卜弥格第一个改正了他们制图中的错误，由于他的这些地图的精确性和科学价值，对后世西方了解中国的地理位置、行政划分和绘制中国地图都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因而也对西方早期远东地理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卜弥格在他的著作中涉及面很广，如他在《中国事物概述》中，首先就谈到了他所了解的明代的税收制度，他说：
    税收分两种，一种由农村缴纳，农民缴纳的东西有小麦或大米、棉花、丝绸、盐和其他的东西，合五千一百万。这些东西虽然使皇帝受益，但其中也有九分之一落入到了地主老爷的手中。在城市里则收人头税，人头税有两种：一种是从里甲⑧ 里收，一个里有一定的人数；另一种是从十个人以下的家庭里收。四年收一次，由省市的官员或财务人员来收，因此收税的人很多，任何一个家庭都不能免税。罗明坚神父⑨ 指出，有一亿四千万贯钱的税是从里甲这个系统收上来的，每个家庭一次要缴四贯钱的税，据统计，帝国这时期有三亿五千万人口，如果一年每个家庭缴四贯钱的税，那么他们就会缴一亿四千万贯钱的税。这里还要加上五千一百万的田税，一共有一亿九千一百万。老人、儿童、妇女、士兵、贵族、病弱和没有工作能力的先天性残废可以免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