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柴胡二两、黄芩七钱、芍药三钱、半夏六又二分之一钱、枳实四枝、大黄五钱，混在一起后分成三份。给每一份加姜和枣，放在水中熬煮后，乘热服下。(48)
    张仲景《伤寒论》上说：“大柴胡汤方。柴胡（半斤），黄芩（三两），芍药（三两），半夏（半升，洗），生姜（五两，切），枳实（四枚，炙），大枣（十二枚，擘）。上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一方加大黄二两，若不加，恐不为大柴胡汤。”(49)
    还有用六味地黄丸，可治迟脉的病：
    处方：取生地黄，木通，甘草，混在一起后，加上一些芦苇的叶子，放在水中熬煮，用这种药汤将六味地黄丸送下。
    六味地黄丸处方：取山药八钱，泽泻、牡丹皮、茯苓各三钱，熟地黄八钱，混起来后碾成粉末，加上蜜后烤热，做成梧桐子大小的丸子，每一剂十粒。用上述药汤空腹送下。(50)
    《小儿药证直诀》卷下方上说：“地黄丸。熟地黄八钱，山萸肉、干山药各四钱，泽泻，牡丹皮，白茯苓去皮，各三钱。上为末，炼蜜为丸如梧桐子大，温水化下三丸。”(51)
    卜弥格的这些处方和中医典籍上的有关处方几乎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给病人亲自诊过脉，用他列举的这些处方给病人治过病，他的这些处方也可能是他当时在中国能够见到的一些中医的典籍，或者他在永历朝廷里认识的那些医生提供给他的，但他将它们翻成了拉丁文后，到三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依然使我们感到他非常准确地表达了那些处方的原意。在《中医处方大全》名为《单味药》的第二部分中，他列举的简单药达289种之多，对每一种也都说明了它的药性和服法。我们也可举几种和我们今天对它们的认识加以对照。如我们熟知的当归，卜弥格说：
    这种根很有用，味涩中带甜，性温，入心、肝和脾，当血中有一部分成了坏血时，能补上新血。这种植物的茎杆也有活血的作用，它的根上的毛祛坏血，它和Elleborus是一样东西。(52)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药大辞典》在谈到这种药时说它“为伞形科植物当归的根。多年生草本。”功用主治：“补血和血，调经止痛，润燥滑肠。治月经不调，经闭腹痛，癥瘕结聚，崩漏；血虚头痛，眩晕，痿痹；肠燥便难，赤痢后重；痈疽疮疡，跌打损伤。”(53)
    又如小茴香，卜弥格说：
    这种种子涩中带甜，性温，入胃和肾，止饥肉疼痛，使机体兴奋。(54)
    《中药大辞典》上说它“为伞形科植物茴香的果实。多年生草本。”功用主治：“温肾散寒，和胃理气。治寒疝，小腹冷痛，肾虚腰疼，胃疼，呕吐，干、湿脚气。”(55)
    卜弥格对这些“单味药”的介绍，可能有他自己的写法，他一个人在350多年前，对这其中的每一种药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集体编撰的中医著作写得那么翔实，但是他介绍的这些药物的性能，和我们中医学界对它们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见他对这项工作付出了多么大的努力，他的治学是多么严谨，但他却很谦逊地说：“如果这里有的说得不对，那是因为我缺乏经验，而不是我的本意。大概还有一些完全不为人知的药，因此难以确认，在欧洲的药书中也找不到。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我作过一些努力，比如我曾提议编制一个中药的标本集，介绍这些药物的用处，并配以图像。为此我虽长期以来，利用我空余的时间，一直在搜集材料，上帝要我完成这项工作，但是我所得到的材料并不很多。”(56) 可是他的《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这篇文章和他的《医学的钥匙》这部巨著先后在1682和1686年发表后，在欧洲各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的《中医处方大全》那时还出版过好几次，从而引起了欧洲人对这种“神奇的中药”极大的兴趣，都热衷于向当时荷兰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来的商品中，不断购买它，用来治病。实际上，也正如爱德华·卡伊丹斯基先生所说：“卜弥格无疑是欧洲第一位了解中医的秘密，掌握了有关中国药用植物知识的学者。”“当航海民族：葡萄牙、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时候，17世纪的欧洲人从卜弥格那里，对于中国医学、中国动植物和矿物，实际上已经得到了全面的了解，卜弥格乃是向我们提供这种了解的第一个欧洲人。”“西方的传教士都是出色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可是对于中国的医学和大自然，除了卜弥格外，谁都说不出什么。”(57) 卜弥格对中国动植物和中医的认识在欧洲好几个世纪都具有指导的意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雷慕莎的题为《论舌头上的征候》的博士论文，就是根据卜弥格的《通过舌头的颜色和外部状况诊断疾病》中的观点写成的。卜弥格是西方早期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像他那样能在中国经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向西方如此广泛深入地传播中国古代文明成就的学者，不仅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而且在他死后的几个世纪，都没有第二个。但他并不以此满足，他还希望他的事业后继有人，他的《卜弥格根据大秦景教碑所编著的一部汉语词典》就是因为他在西安见到那块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后，不仅将上面的碑文翻成了拉丁文（这是欧洲对这篇碑文的第一次翻译），而且将碑文中的1560个汉字逐一地翻成了拉丁文，他用这种方法编成了一部小型的《汉语拉丁语字典》，以供以后来华的欧洲人学习和使用。我们知道，他的一生只活了47岁，在当时交通极不方便的情况下，他曾三次往返欧亚大陆，付出了大量的精力，此外他在中国的居留也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他却能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和较短的时间内，写出了这么多涉及面极为广泛和具有高度的科学价值的关于中国的著作，表现了他的崇高品德和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
    收稿日期：2009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