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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潜在核心可能是“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中西则力不给”这一困绕清季“新教育”的难题。《劝学篇》将“存古”分为“举要切用，有限有程”的“学堂教人之学”和“求博求精，无有底止”的“专门著述之学”。所有读书人自幼“诵《孝经》《四书五经》正文，随文解义，并读史略、天文、地理、歌括、图式诸书及汉、唐、宋人明白晓畅文字有益于今日行文者”，从15到20岁以“守约之法”通晓中学大略，其间尚可兼习西文。此后绝大多数人“专力讲求时政，广究西法”，极少数“好古研精、不鹜功名之士”则任其博观深造“专门著述之学”。[5] 与《劝学篇》“先中后西”的模式不同，《奏定学堂章程》力图“中西学并行不悖”，实较《劝学篇》的“守约”方案远更挤压缩简中学。读书人自7岁入学，要到中学堂毕业时才基本读完五经，时已21岁。[54]关键是高等学堂的中学课时配置较中小学堂更少且学制三年，(21)而《劝学篇》的“守约”学程虽已“简之又简”，仍以五年为期且以中学为主。也即是说，按照《奏定学堂章程》，新式读书人要到大学堂阶段(至少26岁)才可能完成《劝学篇》的“守约”学程从而“通晓中学大略”。 张之洞已注意到新式学堂“经史汉文功课晷刻有限，所讲太略”，[55]距《劝学篇》所言通晓“中学大略”的目标相去甚远，故其所拟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完全抛开《劝学篇》的“守约”学程，而在“新教育”体系中另行特制一条“求博求精”之路。(22)大幅增加中学课时也是势所必然。《存古奏折》强调，《奏定学堂章程》“务在开发国民普通知识，故国文及中国旧学钟点不能过多”；而存古学堂“重在保存国粹，且养成传习中学之师，于普通各门止须习其要端，知其梗概，故普通实业各事钟点亦不必过多，以免多占晷刻。”[56]如此刻意诠释存古与其他新式学堂的区别，正是为了在课程配置上最大限度地向中学倾斜。实际上，张之洞为该校拟订的中学课时数已占课时总数的近90%(详后)，大体可说是在专精或者说“提高”层面力图应对《劝学篇》所言“不讲西学则势不行，兼讲中西则力不给”的两难困局。 进而言之，这可能涉及到清季民初士人在试图传承中国传统学术时持续思考的问题：“普及”与“提高”孰轻孰重及其相互的关系。张之洞指出存古学堂与《奏定学堂章程》“互相补益，各有深意，不可偏废，不相菲薄”，当然是理想的“存古”模式。在实践层面，“普及”因与“救亡大局”和“世道人心”关系更为密切而得张氏较多关注，故《劝学篇》以专章详述“义主救世”的中学守约之法。后来张氏在“普及”努力出现诸多问题的情形下办存古学堂，也在《存古奏折》中有意彰显其基于“国家”和“世道”希图“裨益世教”的“苦心”，更强调该校在办学功能上可承继经心、两湖书院，为“新教育”养成中学师资，显然极看重旨在“提高”的存古学堂对“普及”层面的推动和影响。 不过，无论是在《劝学篇》的存古设想中，还是在《奏定学堂章程》和存古学堂的办学规划中，“普及”与“提高”毕竟是两个界域分明的层面。曹元弼在用于湖北存古学堂的教案中直接以“守约”诠释“存古”，为该校学生“随时指说”张之洞所拟存古学堂经科教法中只字未提的“守约七原则”，后来更在江苏存古学堂任经学总教时将“十三经学”中的《孝经学》列为点阅书目。[57]这些作法不仅与张之洞的办学设想明显不合，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突破了存古学堂研习“专门著述之学”的性质，多少有些混淆“普及”与“提高”二者界域的意味。(23) 实际上，曹元弼心仪的“专门著述之学”是较张之洞所拟存古学堂经学授受方案更长的学程。他所以在该校力倡“治经简易之法”，或与其深受《劝学篇》影响，将张氏交予的编书事宜视作“名教纲常之责”，急于在“新教育”中挽回“学术人心之弊”有关。(24)他在《守约》一文开篇指出，“经学渊深，非博稽载籍，旁推交通，无以究极古义，精发圣言”。(25)以《周易》为例，其治学基本路径“当由李[鼎祚]、惠[栋]、张[惠言]、姚[配中]以达郑[玄]、荀[爽]、虞[翻]”。[58]此外，另有14部“最切要之书”，“遍读尽通，已非十余年不为功”。但“今日之学，如理军市，如救水火，如医急证，如求亡子。风雨漂摇，危急存亡之秋，岂能从容待此”？故《劝学篇》“守约之说”实为善策。在他看来，“湖北学堂为各省所取法，而存古学堂尤为各学之标准。”存古学生“他日学成，各本经义，施政立教”，“枝蕃流衍”后，“士农工商兵，凡习声光化电各学者，皆有与国为体，忠爱利济之心”。相对于“究极经义之学”，曹氏明显更强调“略举大要之学”，较看重存古学堂在整个“新教育”体系中的示范效应，以及存古毕业生对新式读书人群体的教化作用。(2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