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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看，张之洞理想中的存古学堂是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可能是出于减少办学阻力和压力的缘故，其办学运作并未着力宣扬(甚或可以说是有意避而不言)该校“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彰显该校“新教育”属性的同时，静默地将其认可的传统办学取向“见之于行事”。湖北存古学堂正式开办后，确有教员试图“不失其故”。曹元弼即提出该校经学课程“每日按时程功”，取《礼记·学记》“藏、修、息、游之义，勿蹈进锐退速、百事俱废之覆辙”。[59]而校方也不乏变通学堂办法以切合中学特点及研习方式的努力。如在宣统三年夏出台的“办学细则”中，所有学生的主课学时皆明显倾重“点读”、“点阅”而轻“讲授”，应是力图契合“重在自修”这一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研习取向。(36)中等科经学、词章两班开“点读”主课而史学班开“点阅”主课，显然是考虑到经学、词章两门在较基础的研习阶段需要更多诵读。 该细则还新设“管课员”一职，负责“稽查[学生]勤惰并掌旷课簿之登记”，并“秉承教务长、商同各主课教员指定该级学生诵读点阅书籍，限定每课页数、行数，当堂课诵，于每课起迄处盖章记之。不及程者，记入课程簿。学生点读错处管课员指教之。如有疑义，由学生笔问，当堂交管课员转请教务和各主课教员笔答”。这样的读书日程依稀可见尊经、广雅等书院的“定课”传统，(37)但管理方式明显不同。实际上“管课员”一职在目前所知清季“新教育”系统中尚未见有他例，大体可说是为存古学堂的教学授受量身定制，以“新教育”在管理方面的长处，改进明清书院较松散的簿记制度。(38)这正契合张之洞的办学初衷。校方确实有意承继张之洞“开放而不失其故”的办学取向，并将其体现在规章中。但该校的实际办学运作却与张之洞等人的办学理想有相当大的差距。 五、办学理想与实践的迥异 张之洞在湖北存古学堂正式开学后即离鄂进京，尽管他对该校乃至湖北学务仍有相当的影响力，但该校的实际运作自开办伊始即与张氏的办学理想大异其趣，尤其体现在课程教学和校务管理方面。 在课程教学方面，前文说过曹元弼的经学授受偏离张之洞原拟教学取向的情形。实际上学校的西学通习课配置更为严重地背离了张之洞的初衷。张之洞原拟为存古学生每学年开设一门西学通习课，依次为“外国历史、博物、理化、外国政治法律理财、外国警察监狱、农林渔牧各实业、工商各实业”，只是让学生“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即足以开其腐陋，化其虚矫，固不必一人兼擅其长，每一星期讲习一点钟即可”。[60]具体就外国历史课而言，张氏要求“先讲近百年来之大事，渐次及于近古、上古，使知时局变迁之所趋”。[61] 但档案显示湖北存古学堂首届学员的外史课是自上古、中古到近代的“通史”课，历时四个多学期，才被“博物”课替代。宣统二年上学期史学科学生的外史课甚至与经学、词章两门“辅助课”同为每周三个钟点。[62]校方似乎相当看重“外史”对研习中学(尤其是中国史学)的助益，而非仅仅是让学生“略知世间有此各种切用学问”而已。但问题是这样一来，若七年学制不变，外史课已将其他六门西学通习课的学程挤压到平均不足一学期的程度。增加这六门课的周课时数固然可以弥补学程压缩后学时的不足，但“多占晷刻”势必影响到中学课程的教学授受，正是张之洞力图避免的情形。(39) 不仅如此，该校自开办之初即没有落实张之洞殚精竭虑拟订的一整套教学计划。陈佩实光绪三十四年初观察到，虽然新学期已开学，但该校“教员、学生尚未毕集。到者先行上课。诸生能否按照原章，分经分史，从事丹黄，切实研究，实未可知。第视其教授方法，似乎仍与寻常学堂无异，学生之领受主要课程亦与其领受辅助及补习课程无异”。[63]时任湖广总督赵尔巽对此颇不满意，大约在同年二月，特饬湖北提学使兼该堂提调高凌霨与曹元弼“遵章分课教授”。[64] 高凌霨认为该校有“三大病”：“一、管理乏人。二、教习非专到堂即不能开讲。三、学生招时迫促，挑选未精。设不设法极力整顿，恐办无大效。然三病尤以乏管理人为最要关键”，故“以速得一驻堂监督为整顿入手第一方”。[65]唯张之洞等人竭力聘请梁鼎芬出任该校监督未果。梁氏推荐的纪钜维得张之洞认可后，高凌霨与纪氏面谈数次。纪氏“略以为难。意谓欲加整顿管教，各员必须更易数人。然撤一旧人，既招怨尤；思委新人，又无佳选。因而踌躇不决”。高氏“再三敦促，纪尚非决辞，然亦总未首肯”。(4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