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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六日，纪钜维交给高凌霨一份电稿，请其“用密本代禀”张之洞。高凌霨认为纪氏意在“求有便宜用人之权”，故而在代禀电稿时，电请张之洞“念该堂关系重要，得人不易，俯准径与一电，略加奖词，并许其得便宜更易数人，则纪必欣然，庶该堂渐有起色”。同日，纪钜维也致电张之洞说，湖北存古学堂“如更张，力微任重，同事乏人，召怨无济，非敢推诿，实难着手，希训示”。[66]纪氏并告诉高凌霨，他已将该校“应典各事先电商”张之洞，等张氏回复后再酌定是否应聘。[67]同年九月底张之洞致电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等人，希望纪氏允就存古监督一职。翌月，纪氏履任。显然，纪氏履任前应该是就该校的整顿事宜与张之洞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其整顿设想至少是得到张氏默许的。 按纪钜维对于出任存古学堂监督如此郑重而审慎，应是基于对鄂省学务弊端的整体观察，(41)可能也与该校的师资特点有关。前文说过，张之洞为该校礼聘师资倾注了大量心力，这固然使得该校在时局动荡中汇聚了相当数量的“耆德宿儒”，但几乎所有教职员皆不同程度地与张之洞本人有交谊。在张之洞虽远在京师仍对该校有极大影响力的情形下，错综复杂的人脉关联自然成为学校改弦更张的障碍和阻力。纪钜维向张之洞“求有便宜用人之权”，显然对此有较充分的估计和预见。实际上，纪氏本人即与张之洞过从甚密，(42)后更被舆论视作他陷入被控风波的因素之一。 大约在宣统元年秋，湖北拔贡刘尚桓等人“陈请[湖北]咨议局核示”纪钜维“办事种种不善情形”，又有存古学堂学生“缮具纪监督劣迹在督、学两署呈控”。署理湖北提学使齐耀珊“恐有挟嫌主使等弊，当即函请学务议长、议绅妥议见复。旋据复到，亦不以纪为然”。齐氏“又移请咨议局公议，以定[纪氏]去留”。咨议局常驻员开特别会时，议员阮次芙报告审查刘尚桓等陈请书的意见，认为纪钜维“办事认真，公论自在”。“陈请书肆口诬蔑，恐有挟嫌主使等弊。咨议局主张公道，自应请留”。阮氏“措词激烈”，而吴庆焘议长“则主张去纪，与各议员又不相合，致议场内小有冲突，此案遂未能决定”。(43)后吴氏更以阮次芙作为纪钜维门人，自行承担审查刘尚桓陈请书的工作，其审查报告书又“词多过当，气欠和平，惧涉党伐之私而开攻讦之渐”，他“实不能赞成”，故而“宣告辞职”。宣统元年十一月十日，咨议局常驻议员开会复议，左树瑛、胡柏年等非常驻议员“亦先后莅会，意欲设法取消‘报告书’，旋经阮君辩驳”，且常驻各议员“皆据所见闻以证‘陈请书’逐条之妄诞，卒决议将‘陈请书’全行废弃，‘报告书’则由局保存，预备上宪查询时得以详覆”。[68] 值得注意的是，咨议局开会时有议员因阮次芙“审查报告书”措词激烈，担心“开罪某某等绅，意欲再行修改，然后宣布”；而吴庆焘在辞去湖北咨议局议长时说，自己与纪钜维“及本省诸名宿大老均系知交，无左右袒”，故对纪氏被控一案，只能“付之不理，庶几不着色相”，从不同侧面提示着刘尚桓背后确有鄂省“名宿大老”的身影。湖北提学司对“挟嫌主使”之弊的忧虑或非空穴来风，此事可能还隐伏着张之洞的人脉因素。《申报》的报道即反复强调这一点，先是说纪钜维与张之洞“有乡年谊”，张氏去世后，湖北“绅学界群起排斥”纪氏；后更在“时评”栏公开质疑鄂省咨议局议员所以竭力维护纪钜维，是因为张之洞的影响犹在。[69] 学部右参议戴展诚在纪钜维离任后曾实地“查视”湖北存古学堂。他向学部报告说，该校自光绪三十四年冬“变通从前办法。于本堂特设监督。该监督到堂以后，欲照学堂章程办理，事未能行而受怨已多。宣统元年九月，当举行月考之期，已经牌示，学生乃以东省有变，不得复行考试为辞，竟至罢课。监督遂辞职。事闻于提学司，亦不能为理，其上堂与否听之而已”。戴氏“查视”时，斋务长及监学“全不到堂，堂内一切事宜尚无人管理”，虽“见各班学生在堂自习，然亦非其真相也”。[70]可知纪氏的“整顿”努力确不成功，大体如其事先预料的那样“召怨无济”。 至宣统二年下半年，湖北官方对存古学堂的办学状况仍不满意，又感到“整顿不易”，故咨请学部尽快修订该校章程，“鄂省可藉以整饬”，避免“仍蹈前辙”。(44)同年底，湖广总督瑞澂“访查”湖北省城各学堂，发现诸多问题，要求王寿彭“严行考核”。翌年初王氏回复说，“从不到堂、徒领干薪”的情形“近来尚无此弊。即如存古学堂教员曹元弼、顾印愚”，“亦因各以事牵，不能按时到堂，旷误颇多。曾经禀明饬令销差，未敢曲为迁就”。但“兼任教科钟点过多、时时旷堂”的情形最为严重，“贻误实深”。去年曾严加整顿，如“存古学堂斋务长王劭恂等兼任两湖师范学堂教科，均饬令一律销去兼差，不稍宽假”。(45)大约同时，有报道说，湖北学堂“校规之坏无逾存古。教员、学生均以旷课为常事。彼此皆不责难。兹届年假期满，各级学堂均于[正月]十日开学。惟存古学堂仅有家居武汉学生七八人来校。其余籍隶外州县诸生一概未到。而教员之在省者亦只二三人”。[71]无论是在官方的公文中，还是在舆论报道中，湖北存古学堂已俨然是鄂省“新教育”的负面典型。 而学部《修订新章》的颁行也未成为湖北方面“整饬”存古学堂的契机，反而在招生取录、课程设置和钟点配备等方面体现出与张之洞办学主张相当不同的倾向，为该校赓续办理首届学员的学业增加了相当的难度。新章以“古学精深”为由将学制延为八年(中等科五年、高等科三年)，但“古学”课程反而成为了被缩简的对象。西学“通习课”的设置则不仅更加细密周详，且授课钟点也有大幅增加。(46)此举不仅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张之洞、罗振玉等人担心的“国学浩博”，与存古学堂“年限至短，复添科学”的矛盾，正与张之洞竭力倾重中学的办学方针背道而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