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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新章》其实是要求学生中西学都要有相当的基础。中等科除招考高等小学堂毕业生外，“暂准招收读完五经、文笔通适之高才生”。前者因未读完五经，故前两年须“补读《易》《书》《春秋左传》”；后者则以上述钟点“补习高等小学应授之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等科”。贡生、生员只要“中文优长”，经考试合格后可“插入中等科第三年级”，但入校后需完成几乎所有的西学通习课程。举人可直接考入高等科，但要求不仅“中文优长”，还要“兼习普通学”。[72]上述规定以科举出身的有无和高低严定入学资格，与前文所述张之洞看重学生的中学实际学力，学制和规章皆较灵活而有弹性的作法适成鲜明对照。(47) 正因有上述较根本的改变，《修订新章》的颁行意味着湖北存古学堂身份驳杂的首届学员已不可能照张氏的设想完成学业。尤其是其中67名非“贡廪增附出身者”，“多系毕业之师范生及方言、自强各堂之[修业]生”，学程未满五年，按照新章应仍作为中等科学生。但校方认为，他们入校后一直与贡廪增附生同级授课，均已“分治专经、专史、名家专集”，其“程度已早毕部章所定之中等科课程”。且张之洞当年曾谕示：存古学生若专业学术优异，可减一二年毕业。故校方宣统三年四月呈请由湖北提学使司对首届学员“分门严试。其及格者升入高等科，不及格者仍归中等科肄业”。(48) 但学部对缩短学程一事相当审慎，同年六月四日覆电驳回上述提案。后经湖北方面再次力争，学部同意首届学员中“实系中学毕业”者“援照贡廪增附生办理”，未经中学毕业者仍“责令补习”，不得径入高等科。校方对此仍不满意，翌月底再申前议。(49)同年八月二十一日，学部终同意首届学员中的“师范简易科毕业生及方言、自强学堂修业生，即照该学堂前次所请办法”办理。但高等小学堂毕业生，“程度相差太远，不得与简易师范各生相提并论，应仍归原班教授以资深造”。 湖北方面在与学部的反复协商中固然有不小收获，但学部“于权变之中仍示核实之意”，且双方协商的毕竟只是首届学员的“权变”之策。对于同样是在《修订新章》出台前招入的新班学生，校方协商之初即主动表示一律照新章办理。在时局动荡的辛亥鼎革前夕，湖北办学官绅虽有相当的话语权，但中央政府的教育规章和政令在湖北仍有相当的效力。 宣统三年七月底，湖北存古学堂举行“中等毕业考试”。翌月十九日，武昌起义爆发，军事行动迅速影响到该校的办学运作。不仅学生的“中等毕业证书”未发，且学校改驻军队后，书籍、图表、分数册及所有公文案卷皆“荡然无存”，学生“纷纷解散”。(50)1913年春，湖北方面据该校原斋务长王劭恂重新造具的学生名册，发给“中等毕业证书”，呈请教育部按照“部令专门学校例”，为其“换给毕业证书”，被教育部专门司覆电驳回。[73]实际教育部1912年10月公布的《专门学校令》开列十类专门学校，无一与“古学”有关，显然是将前清存古学堂完全摒除在新教育系统之外。[74] 张之洞办湖北存古学堂，力图以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保存国粹。可能出于减少办学阻力和压力的缘故，他并未着力宣扬(甚或可以说是有意避而不言)该校办学“不失其故”的一面，而是在着力彰显其“新教育”属性的同时，试图静默地将其认同的传统办学方式“见之于行事”。既存研究或将存古学堂视作“新教育”的对立面，或注意到张之洞“彰显其新”的努力，相对较忽略该校与“书院”等传统办学形式相联的面相。实际上，湖北存古学堂从拟办预案到具体作法皆未完全否定，更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尤其是张氏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该校在师资、典籍、教学以及办学功能等方面皆有自经心、两湖书院以降的学脉传承轨迹。 这里所言“彰显其新、暗承传统”，是指张之洞的实际办学运作而言。盖学堂既以“存古”为名，则其“保存国粹”的意趣实已相当明确而醒目。唯“古学”当然是“传统”中相当重要的部分，但“传统”毕竟不仅指“古学”本身而已，恐怕至少还包括“古学”的传承和授受方式。而即便是相对具有较多共性的清季官方“存古”努力，对“国粹”本身的理解、对中学保存方式的认知也多有不同。在清季时人的“体用之分”中，教育建制和授受方式通常被归入“用”的范畴，既然张之洞所欲存之“古”不仅仅是“古学”，还包括一部分传统的办学方式，意味着至少就“存古”而言，作为当时“中体西用论”的代表和典型，张氏未必认为“中学之用”全是消极负面的因素，有些可能还是欲保存“中体”而不能全然摒弃者。他在实际的政务(尤其是当时被视为“重要政务”的教育)中，究竟秉承和践行着怎样的“体用”观，相关面相或许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张之洞对该校倾注大量心血，实有较深远而重大的寄托。他认为“新学”不足以“救危亡”，存古不仅无碍“救亡大局”，而且本身即是其中应有之义。但这样一种基于“国家”和“世道”而希图“裨益世教”的“苦心”，即便是在张之洞欲引为同道的门生故吏和友人圈中，也难觅真正的知音和愿意鼎力襄助者。(51)而少数对张氏“苦心”极表同情而全力投身于该校者，如曹元弼，又因受张氏影响过深，反而在实践中明显偏离了张氏原拟的办学思路。这一颇具诡论意味的情形或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清季的社会情势与存古学堂间的张力：士人迫于“救亡”的焦虑情绪和急于在普适层面“存古”的“救世”心理，对于需要较长时间沉潜和积累的古学研究而言，即或不是阻力，恐怕也不全是正面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