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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力图不失其故的新式学堂办法 力图用学堂这一新形式保存国粹，是张之洞自倡办存古学堂之初即一以贯之的办学取向，他在《饬设札文》和《存古奏折》中皆明确提出，该校“规矩整肃，衣冠画一，讲授皆在讲堂，问答写于粉牌，每日兼习兵操，出入有节，起居有时，课程钟点有定，会食应客有章，与现办文武各学堂无异”。(27)奏折更在札文基础上加有一语，强调该校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并特意声明湖南拟设景贤等学堂、河南拟设尊经学堂“似与向来书院考课相仿，与鄂省存古学堂之办法判然不同”。 《存古奏折》如此刻意彰显存古与其他新式学堂“无异”而与“旧日书院积习绝不相同”，或与清季日益激进趋新的世风有关。该折并提出，该校课程应“略兼科学以开其普通知识，俾不致流为迂拘偏执，为谈新学者所诟病”。就在进呈该折大约三个月后，刚刚奉旨主管学部的张之洞曾私下问询罗振玉对存古学堂的看法。后者表示，“国学浩博”，湖北存古学堂“年限至短，复添科学，恐成效难期”。张之洞“首肯曰：‘此论极是。但不加科学，恐遭部驳。至年限太短，成效必微，但究胜于并此无之耳’”。(28)可知“谈新学者”的“诟病”、学部的批驳皆是张之洞办存古学堂时切实考量并试图避免的因素。 就在上述会谈中，罗振玉还提出，“修学一事，宜多读书；而考古则宜多见古器物”，故各省可设一所“国学馆”，内分“图书馆、博物馆、研究所”三部分，“研究所”选“国学有根抵者，无论已仕未仕及举贡生监，任其入所研究，不限以经、史、文学、考古门目，不拘年限，选海内耆宿为之长，以指导之，略如以前书院”。张之洞对此赞许有加，甚至允诺“当谋奏行”，从一个侧面提示着张氏“存古”的本意或许并不完全排斥“略如以前书院”的办学取向，至少是可以接受一个没有科学课程的存古学堂。显然，张之洞言说中的“书院”各有其特定所指，他欣赏的“书院办法”与其在《存古奏折》中针对的“书院积习”、“书院考课”意指完全不同的面相。 进而言之，张之洞固然竭力厘清存古学堂与书院“积习”和“考课”间的界域，并力主发挥“新教育”在“管理”方面的长处，祛除“书院积习”，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将该校视为与传统书院完全对立的全新办学形式。实际上，湖北存古学堂从拟办预案到具体作法皆未完全否定，更在一定程度上承继了中国传统学术授受方式(尤其是张氏本人此前兴办书院的举措和经验)。该校力图祛除“旧日书院积习”，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具体举措当然鉴取学堂办法，但其办学的大方向实与《尊经书院记》中所言一脉相承。(29)张之洞在《存古奏折》中声明河南尊经、湖南景贤等学堂与“书院考课相仿”，与存古学堂办法“判然不同”，当然与豫湘两省学堂被学部奏驳有关。(30)但他此前所办书院一直将科举应试摒除在教考范围之外，也是不容忽视的事实。(31) 就具体的办学举措而言，虽然书院与学堂的具体招考规程不同，但前文所述张之洞招考存古学生时灵活务实的作法与其《尊经书院记》的主张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即放宽招生范围但严把取录关口，从而最大限度网罗真材实学者。(32)张氏“以延访名师为第一义”的筹建存古学堂方针是其历来尊师重道传统的延伸，甚至其为存古学堂而与他省争夺师资的情形也是他此前办两湖书院常有之事。(33)在教学授受方面，张之洞为存古学生所拟专经学程以清代汉学为研习重心，是他此前极力推重清代解经著述作法的延续。(34)张氏要求存古学生毕业时须呈出所习“专门之学”的“心得、著述、札记”，说是清代研治“经史实学”的书院注重读书心得和研究札记传统的延续，似不为过。(3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