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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西文化的竞存与融通 前引王阳明(或朱得之)所说三教本是一道，因学成片段又数传而失其同一之本、遂不相通之后，接着还说了一句话，即“名利所在，至于相争相敌，亦其势然也”。(67)此甚可思。历代排佛，往往强调其不事生产，不纳赋税。名号认同之下，显然既有学争，也是利争。但这相争相敌，更多是一种无意之中衍化而成的异化，毕竟释道二氏在“教”的层面，都不是绝对排他的，即俗所谓多神论也。而西道背后的基督教(新旧教皆然)，则尊崇绝对排他的上帝，不仅是一神论，且其态度是进取的，必须向异教徒传播福音以使其皈依，最后在精神上征服全世界。 近代中国读书人视中西文化竞争为“学战”，就是在竞争过程中逐步悟出的结论。(68)而这恰是“道出于二”论难以化解的困境——空间化的“道”之并存，是需要相互承认的；若并存演化为竞存，情形就复杂了许多；若竞存还是排他的，局势就大不一样了。文化竞争既已形同战斗，似乎只能是一种敌进我退、敌退我进的态势，连“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取向也难以延续了。在竞争过程中，中国文化渐为对手所化，失去了往昔和而不同的雍容，衍成一种不共戴天的斗争精神。盖面对西方文化那咄咄逼人的进取态势(且以武力为后盾)，若战不能胜，似只剩溃败一途，其差别不过是丢盔卸甲的程度而已，几乎难有退守的余地。 而西道之所长，又在于其征服是以改变思想方式为途径，让被征服者“自愿”承认野而不文，进而主动西化，要求成为外在体系的一部分。(69)但这样的自愿和主动更多是在意识层面，对一个自认久居文化中心的民族，特别是其中以知“道”而居四民之首的士人，在下意识层面，其实潜存着多层次的紧张。如何接受失败而不言败，进而转向求胜，近代读书人产生出不少富于想象力的创意。化中西为新旧，便是其中最为普遍接受的一法(当然，其产生和流转，大体仍在有意无意之间)。 对于清末民初的读书人来说，若道出于一，则中西之别很容易从认知层面转换为新旧之分，故趋新、从新虽在实质上也是一种取代，但毕竟是隐晦的，还可以自视为一种本身的提升；若道出于二，则从新不啻尊西，意味着在意识层面也不得不弃中，那就可能是一种正式的“降服”。严复从实际主张道出于二，到几乎主动“皈依”(即西向的道通为一)，却不明言之，或也不愿明言之，大致也因此。观其辛亥鼎革后即试图以国学科的体制化来退守道出于二，就可以明白此前看似主动的皈依，实充满了内心的紧张。 近代的“西方”本是一个充满想象的象征，仿佛既是异域的空间，也是代表着未来的时间。(70)有了进化论的武装，不少中国读书人相信，西方不过先走一步，中国终会赶上，与其并驾齐驱。(71)换言之，有道之西方的现在，可以是失道之中国的未来。有了这样的时空转换，“世界”可能重新变成“天下”，随着谭嗣同所向往的“中外通”而最终实现“有天下而无国”的“地球之治”。在此认知下，从道出于二转向道通为一，也就少了许多紧张。 另一方面，西向的“道通为一”只是近代一部分读书人的努力；由于既存典范不能维持，新典范也未能一统天下，很难出现“道一同风”的状态。那时不仅杂说并出，也还有不少人心里仍坚守着中国过去的“道”。不过，在我们的近代史言说中，前者往往是所谓“场面上的人”，造势能力强，而追随者亦多；后者或不与人争而自选缄默，或因大势所趋而被迫失语，故影响有限，尚待“重访”。(72)同时，即使那些在意识层面西向的读书人，也多熟读经史；清季开始吹进中国的一股西学劲风，就是在欧洲也正风行的民族主义。这些因素，又使得很多人在往西走的道路上，仍不免踟蹰徘徊。 钱穆晚年说：“东西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此一问题围困住近一百年来之全中国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73)“全中国人”或有些放大，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大量中国读书人有意无意之间、或多或少都曾面对过这一问题。既有一些人希望跳出非此即彼的文化竞争格局，推动中西的融和；也有一些人担心若中已失落又化西不成，会是怎样一种尴尬局面。 进入民国不久，东西文化即成为当时读书人心目中最为关注的问题——此前并不出名的梁漱溟，因拈出东西文化问题，而一举成为众视之的。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在1921年出版后(按梁先生虽把东方文化分为印度和中国两类，但大体仍是因应“道出于二”的问题)，立即引起思想界的注意，反对和赞同的都非常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