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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后就有了中国是否要“全盘西化”的争论，胡适曾改述为“充分世界化”，以释群疑。(74)以“世界”指代“西方”，正类此前以新旧表述中西，提示出思绪在延伸，而化除紧张的努力也在延续。大约同时又有对“中国本位文化”的提倡，反映出对文化传统的不同态度。(75)两者的共同点，即都将文化上升到“整体”(清末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实潜藏着文化可分之意)，说明中国思想界的分歧有向两极化发展的趋势。盖“道出于二”背后，隐伏着群体、个人以及文化、学术等全方位的认同问题。这是中国读书人挥之不去也不能不面对的。 到1950年，傅斯年仍在回应从清末关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辩所引发的问题。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他的缺欠已经成为第二天性，抹杀是不可能的。然而必须拿现代的事实衡量一番：其中应改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改；应扩充的东西，不惜彻底的扩充。战前有“本位文化”之说，是极其不通的。天下事不可有二本。本位是传统，便无法吸收近代文明。这仍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这实在是一种国粹论，是一种反时代的学说。与之相反，便有“全盘西化”之说，这又不通之至。一个民族在语言未经改变之前，全盘化成别人，是不可 能的。(76) 傅先生敏锐地看到了“本位文化”西向的一面，这些人正如以前的国粹论者，实际都主张文化二本，也就承认了道分为二，却又“拒绝认识新时代”。注意这里“国粹论”与“新时代”的对应和对峙，特别是其间的时空转换，“国粹论”的“反时代”，非常明显地表出了“新时代”的空间意义。 傅斯年仿佛偏向文化“一本”，而又不赞成全盘西化，因为他知道想化也化不过去(按即使语言改变，仍不可能“全盘化成别人”，印度、非洲等实例极多)，但他看到了“传统与改革”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传统是不死的，在生活方式未改变前，尤其不死，尽管外国人来征服，也是无用的。但若生产方式改了，则生活方式必然改；生活方式既改，传统也要大受折磨。中国的生产方式是非改不可的，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时代需要如此，不然的话，便无以自存。所以我们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同时也不能不预为传统受影响而预作适应之计。 简言之，“天下事不可有二本”，却又不能仅是一本。“传统是不死的”，一个民族也不可能“全盘化成别人”。故一方面必须“承认传统的有效性”，即“认清中国文化传统的力量”，并“认定它是完全抹杀不了的”；同时“也要认定它与时代的脱节”，不能不为“彻底的修正”而“预作适应之计”。傅斯年的解决方案是“求其适中”。他特别解释说，所谓适中，“并不是一半一半揉杂着，乃是两个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这样相反相成的对立统一，充分体现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那可持续发展的古意。 不过，如此理想的对立统一并非易事。所谓中国文化传统与时代脱节，实即严复曾说的中国学问在转弱为强方面已无用，只能“且束高阁”，别寻指引，“先求何道可以救亡”。(77)在这样的局面下，还要让“两个相反的原则协调起来”，以“成为一个有效的进步的步骤”，直到今天，仍是一个发展中的进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