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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读书人大都接受一种看法，即一时代应有一时代的学问制度，而中国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其学问制度却滞后而不适应。尽管古代也常有“一代之兴，则有一代之法(之治、之制)”的说法，但他们所思所言的，更多是“器”的层面，其心目中的“道”还是恒定的，故基本仍是道出于一；但近代人所谓学问制度的时代性，往往是整体的，在新旧与中西互换的语境下，已甚类道出于二(以观空而观时，异时即异空)。 这已是《船山遗书》刊刻之后，王夫之又提供了思想资源。他提出“道之所行者时也”，而“时之所承者变也”，故“道因时而万殊”，且“综尚往来，共役当时之实”。(62)道若“因时而万殊”，不啻一时代即有一时代之道，道已时段化了。而前引王氏关于“无其器则无其道”的观念，特别是他申论“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的与时俱进主张(63)，给他的乡后辈谭嗣同以很大的启发。谭氏发挥说，“法也者，道之淆赜而蕃变者也。三代儒者，言道必兼言治法”，而法是“与时为变”的，所以“汉唐无今日之道”。法即器，若“道无所寓之器，而道非道矣”。(64)这样，器也时段化了。 谭嗣同明言：“道，用也；器，体也。体立而用行，器存而道不亡。”过去学者“误以道为体”，使道“迷离徜恍”而虚悬化，结果于世无济，“得之何益”，失亦无损。且“道非圣人所独有也，尤非中国所私有”。若视其为中国所独有，则不是“尊圣人”，乃是“小圣人”(此或本王阳明“道大无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之说)。由于器是体而道为用，谁能“尽之于器”，谁就是得道者。圣人之道，本顺天应人。外洋之衣食器用，法度政令，“不闻有一不备”，而西国伦常，实胜于中国。中国当如何，答案已很明确。但只要明白“道之不离乎器”，则变亦无妨。“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然“变而仍为器，亦仍不离乎道”。(65) 虽然有最后的辩证补充，以器为体、以道为用，仍是一个大颠覆。在此意义上，器的时段化至少也等同于道的时段化。而道器双重时段化与前述道的空间化相配合，使道出于二以至于道出于多，几乎成为自然的结果。这些在过去看来可能已是石破天惊的思想转变，特别符合西语revolution的本义(即大翻转)，同时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观念)革命。所有这一切，其目的都是想要“共役当时之实”。 盖傅斯年所谓“当前的问题”，直接牵涉到时人“心中的困惑”。而提问是个关键：在既存典范中提问，还是在“传统之外”提问，想问的可能很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已预定了回答的方向，甚或答案本身。近代穷而后变的出新，是更加名副其实甚或彻头彻尾的“新”。此时提出的“时代要求”，便会不期然而然地越出传统。严复就是感觉中国学问在转弱为强方面已无用，只能“且束高阁”，别寻指引，“先求何道可以救亡”。(66)他和与他观念相近的读书人能够斩钉截铁地说出经史典籍全不能解决当前问题，就是因为他们问的是“传统之外”的问题，那答案也基本只能在“传统之外”寻觅。 若“道”需随时空之转变而变，原本超越的经典实已近于失范，“道”就被时空化了。从旧思路反推，道变则天变。近代读书人虽从“终则有始”的天道观转向进化的天演观，又更侧重时代的当下性，却真有“变天”的感觉。尤其甲午战败这样沉痛而剧烈的刺激，又进一步促成西向的“道通为一”倾向，形成一种天变和道变并进的态势。 这样看来，“道出于二”不仅已是现实，恐怕还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状态。前述严复入民国后努力使国学体制化，其实就是要从体制上确立“道出于二”，予国学以存在的正当性。或可以说，从晚清“中学”的出现，到其后国粹、国学等以“国”为标识的名相逐渐凸显，均揭示出过去以天下(实即人类社会)为对象的学问，已逐渐转变成为一种全球竞争语境下的民族性论述。 民国时期国学之不得不竞存，正类清末的保存国粹，大体都是“天下失道”的表征。若以观空而观时，则当年张之洞欲存古，便已不啻承认古今渐成对立，而古已非今，即古学已不能作用于当时(甚类严复的看法)。进而据时人以新旧代中西的隐衷去看，“存古”其实就是保存国粹的同义词，则国粹也已不曾作用于当时了。 从这些名相的使用去认识其背后的时代认知，是颇可以使人不寒而栗的。从清季张之洞主动存古到后来的国学被迫竞存，基本都是经典失范后的防守型努力。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攻守之势，早已非复当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