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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一而已”乎？ 王国维曾简明指出：“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④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欧阳修所说的：“由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礼乐达于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礼乐为虚名。”(《新唐书·礼乐志》) 或许王国维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就想着欧阳修的话。也许他曾读过此语，印象颇深，虽非有意摹仿，无意中却影响了他的言说。若两相对照，则即使在三代以下“治出于二”的时段，仍然是“道出于一”。可知在王国维心目中，西学输入中国造成的根本性转变，远大于三代与后世的差异。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天不变道亦不变”⑤的时代，“道”也不总是那么“独一无二”的。在后来以道名家的老子那里，道是“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然而当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之时，这“道”又是发展的，需要维护的，故“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这里的“道”，是可通达而重在实行的，故可以忧，可以谋，也需要弘；其所忧所谋的，应当更多是道的实行(即欧阳修所说的治)；而所弘的，既可以是道的实行，或也包括道的本体。 同时，孔子也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则“道”似非“一”。从学理上言，“道”之“不同”，既可以是“道”本身不同，也隐伏了以多种形式来表现唯一之“道”的可能性(后来很多“三教合一”的主张，正由此生发)。然而孔子又明确了不与同流的态度，则即使是那些表述或表现不同的“道”，也应非“一以贯之”的“吾道”。既然不同的“道”(包括表述或表现不同者)不是唯一之“道”，孟子要辟杨、墨，也就可以理解了。 而孟子则确实说过“道一而已”。那是出自《滕文公》中的一句，本述实而无深意。⑥更明确的表述，是荀子所强调的“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荀子·解蔽》)。韩非子也说过“道无双，故曰一”(《韩非子·扬权》)。另一方面，不仅孟子曾辟杨、墨，同属孔门的荀子也诋及子思、孟轲，言词颇不留余地(参见《荀子·非十二子》)。可知有了竞争性的“对手方”，就与面向人人的自述心得不同。后来的理学家尊孟轻荀，故多赞孟子捍道而斥荀子诋毁圣贤，恐怕有所误解⑦，至少可见当年思想竞争相当激烈。⑧ 或因遵循了这样的斗争精神，面临禅道有力冲击的宋代理学家，在言及儒道佛三家之关系时，便据孟子所说的“道一而已”申发出不少严正的意思。张载就强调：“道一而已，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固不当同日而语。”⑨然如前所述，孔子心目中的“道”可能非“一”，也隐伏了可以有多种形式来表现唯一之“道”的意思。宋代便有人引荀子“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之语，来论证“儒释虽不同，毕竟只是一理”。朱子对此不能赞同，称“惟其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圣人有两心，则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⑩ 不过，如陶希圣曾说，宋代理学的特色即“一面援道与佛，一面排道与佛”。(11)从北宋到南宋，从天子到一般士人，一直存在一股融汇儒释道三教的倾向。北宋真宗即曾对宰相说：“三教之设，其旨一也，大抵皆劝人为善，惟达识者能总贯之。滞情偏见，触目分别，则于道远矣。”(12)而南宋圭堂居士也说，“道由心悟”，隐显不一，“佛者见之谓之佛，道者见之谓之道，儒者见之谓之儒”。(13) 明代大儒王阳明是向三教融和说倾斜的(14)，他晚年曾对弟子明言：“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且“正以此道之无二，而其变动不拘，充塞无间，纵横颠倒，皆可推之而通”。(15)其说与圭堂居士相近。 当被问及“三教同异”时，阳明更提出“道大无外，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就像一家厅堂被隔为三间，其后子孙分居，数传而渐设藩篱，由相助而相争，甚至相敌。若去其藩篱，仍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似此。其初各以资质相近处学成片段，再传至四五，则失其本之同，而从之者亦各以资质之近者而往，是以遂不相通。”(16)这大致即是《庄子》道术裂而方术生这一思路的通俗化，不过已扩充到更广阔的空间里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