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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余论 中国传统中的“道”，虽有物有象，仍“恍兮惚兮”(《老子》)；然而道不远人，又“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礼记·中庸》)。若简化表述，“道”或即天运行的路径和方式。唯天并不言，仅以周而复始的四时变化提示其存在，表现其运行。而中国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价值观)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另一方面，人对天道的追求又是永恒的，就像其他一些社会中的人始终在寻觅上帝一样；因为人生、社会和政治，都需要“道”的指引和指导。本文讨论的近代士人所思所言的“道一”、“道二”等，大致也都在这一层面。 梁漱溟后来说：“以常例言之，则一社会中，其意识恒为其现有事实所映发者，其事实又恒为其意识所调整而拓展。二者互为因果，息息相关，不致相远，此社会秩序所由立也。”但近代中国则反是，“社会事实以演自中国数千年特殊历史者为本，而社会意识以感发于西洋近代潮流者为强”。其“事实所归落与意识所趋向，两不相应”，自不能不产生冲突。(78) 从清末起，道的外在特性与本土的社会现实(虽然也在发生急遽而且巨大的转变)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化解的紧张，甚或可以说有着根本的冲突(虽不是无法化解)。近代中国读书人早已不像苏辙那样区分“道”与“教”，而更多言体、用(或“教”与“政”)；朝廷更一反苏氏关于“道”可开放而“教”当封闭的主张，试图走一条“道”封闭而“教”开放的所谓“中体西用”之路。(79) 但如前所述，“中体西用”的主张实际已承认有中西两套体用。沿苏辙的思路看近代，中国在学习外国时，究竟是引进了“道”，还是并不知“道”而徒摹仿其“教”？如果西方的“道”没学到多少，却一味摹仿其“教”(很多时候还转手于日本)，且以之治世，似难逃于乱。清季自上而下的革政，不可谓不努力，且大体为朝野所共趋，但却以土崩瓦解之势终结，显然还大可反思。(80) 另一方面，思想解放之后，西学也确实启发了不少人，给他们一个新的视角来看待固有学问，从而产生新的理解。陈黻宸就曾用西方的科学与哲学来对应中国传统的方术与道术，并得出了方术也可是道术的新知。他一方面说，“方术者，各明其一方，不能相通，如今科学者是”。而“欧西言哲学者，考其范围，实近吾国所谓道术”。同时又说，方术“为道术之系，而有合于古形上之学”。故“方术之始，犹是道也；方术之归，亦犹是道也。非道何术？非术何方？揆厥指归，条流共贯，莫不参妙谛于阴阳，究天人之奧窔。”(81) 大约同时，江瑔也明言： 古之学术，曰道曰器。道者形而上，器者形而下。形而下者有形，形而上者无形。诸子百家之学，寄想于无朕，役志于无涯，显之家国天下之大，隐之身心性命之微，皆纯然为无形之学，故其为道。(82) 按《庄子》的说法，方术是道术裂之后的产物。在中国学术史里，方术和道术往往分别与诸子学和经学对应。但陈、江的思路放在近代的语境中，则有特殊含义。盖方术已不再仅指谓诸子学，它正类“方言”，在那时也指代外国物事。若方术即道术，不仅是道器合一，而且落实了道的空间化。则道出于二以至于道出于多，都是合乎逻辑的结果。这与“中学”、“国学”等的出现，即从过去以天下为对象的学问转变为一种处于全球竞争中的民族性论述，是相辅相成的。 后来唐君毅本“一与多相反而相成，有一无多，一则不一”的新学理，秉持先哲“无所不涵”的德量度量，欲“聚孔子、释迦、耶稣、穆罕默德，与无数圣贤于一堂，以相揖让，而供之于中国新庙宇”。(83)这大体也是过去“三教合一”说的发展。意非不美，然聚无数圣贤于一堂后，怎样落实这“新庙宇”为“中国”的？是以今人所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空间而定？或是凭借此空间里数以亿计的信众？其背后的大问题是：“中国”是特定空间及其中一群人的象征符号，还是也代表一种长期层累堆积的文化体系？ 从某种程度言，章学诚主张的“道器合一”说，特别是他对道寓于器的强调，隐约成为道出于二的一个思想基础。而王夫之、谭嗣同的“天下唯器”以及“器体道用”的主张，从不能离器言道逐渐演变为以器言道，以器证道，并以器明道。本来道是形而上的，器是形而下的。道器二者当然有密切关联，却也有明显的区分，最简单的，即一无形一有形，一申虚理，一重实事。 道为无形之学，其微妙之处，大致如陈寅恪所谓以“通性之真实”来涵盖“个性不真实”。(84)刘咸炘所谓“拘于一事，而不引于共通之虚理，则不得旁通之益”(85)，最可解此。盖凡能共通者，当然也能旁通，而其通又往往不能尽合，此所以虚；能尽合，倒是实在，可通之处必狭，也就说不上通性了。无形之学，富宏识远虑，而不必斤斤于当下之一事一物。若事事需当下证明，且事事能当下证明，其形而上的一面，便杳无踪影了。 在陈黻宸等提出方术也可是道术的新知又十多年后，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再次用西方的哲学与科学来思考中国传统的道器之分，此时他据江瑔之说重申“诸子之学，所谓道者也，为无形之学”，并以之作为讨论的基础，并明确了形而下者是指“术数方技”等“实事”。(86) 然而，形上与形下似不仅虚实之分，在《庄子》以及此后很长的时间里，尽管九流皆出于王官，道术与方术的一个基本差别就是一普适于天下而“无乎不在”，一则仅侧重有限的时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庄子·天下》)；前者是会通的，后者是“独立”因而需要竞存的。一旦从普适走向独立，从通性走向个性，近于从绝对走向相对、从抽象转为具体，便已有“形”，亦即成为某种“实事”(87)，就不那么“形上”而转趋“形下”了。 “道”若向形下倾斜，便已远虚而近实。在这样的虚实层面谈道器差别，或类于区分近实与更实，这本身就是一种时代的转化。在某种程度上，古代的君子小人之辨在近代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化。以过去的标准言，近代的实际结果乃是社会、政治的“小人化”——以前提倡的君子不器，衍化为器不足便无以言道(此见解清季已流行)；过去主张的君子不党，衍化为非党不能言政(此见解民初最流行)。这类变化其实都是颠覆性的，大体也都与近代“道”的转化相关，只能另文探讨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