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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2页。 ②参见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③按“道一而已”语出《孟子》，“道通为一”语出《庄子》，此皆借喻。下文使用的古籍和民国早年的文籍，都尽可能使用后出的标点本，一些标点已略作更易，恕不一一说明。 ④王国维：《论政学疏稿》(1924年)，《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2页。 ⑤按“天不变道亦不变”出自董仲舒的对策，其背景是汉武帝先提出“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与一般所说道是“久而不易者”不同。董仲舒显然不同意，故明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然因其在反驳皇帝的主张，不得不在尧舜禹“三王之道”的不变和夏殷周“三代之礼”有损益之间，绕着说什么“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三王皆治世，自不必有所损益；而三代之季世则皆无道而为乱世，故需“救弊之政”。实则他先已说了“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则夏殷周之所损益者，非“道”而“具”，故道仍未变。同时他也确实感觉汉代继乱世之后，须有所变，故呼应汉武帝的意思，建议汉当“用夏之忠”(可知三代虽不如三王，也差不太多)。参见《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18—2519页。 ⑥原文是：“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⑦江瑔曾专门写了《论孟子非拒杨墨、荀子非非思孟游夏》以解释之，参见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9—55页。 ⑧后来学术观念转变，章太炎则把《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所说的“儒分为八”作为学术能独立而不调和的正面表征，强调其“虽同在一家者，犹且矜己自贵，不相通融”。参见章太炎《诸子学略说》(1906年)，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85—286页。 ⑨张载：《正蒙·乾称篇》，章锡琛点校：《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65页。 ⑩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释氏》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15页。 (11)陶希圣：《北大、五四及其应负的责任》，董鼐总编：《学府纪闻：国立北京大学》，台北，南京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41页。 (1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真宗大中祥符六年》，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53页。 (13)圭堂居士：《新编佛法大明录·篇终杂记》，转引自杨曾文《佛教与中国历史文化》，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34页。 (14)参见陈立胜《王阳明三教之判中的五个向度》，《哲学研究》2013年第3期。本文使用的一些材料，也从此文得到提示。 (15)王守仁：《寄邹谦之(四)》，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19页。 (16)朱得之编：《稽山承语》，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5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页。按此条与《明儒学案》第二十五卷“朱近斋先生得之语录”第七条同，唯首句为“道大无名”。《明儒学案》当有所本，不排除后某句起为朱得之本人语，则全段标点需易。 (17)苏辙：《老子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4页。 (18)苏辙：《梁武帝》，陈宏天、高秀芳点校：《苏辙集》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94—996页。 (19)王守仁：《谏迎佛疏(稿具未上)》，吴光等编校：《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313页。 (20)关于历代论道和道器观，参见葛荣晋《中国哲学范畴通论》，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5—202页。 (21)朱熹：《答黄道夫》，《朱子全书》第2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755页；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第5册，“易十三、易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70、1935页。 (22)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1页。 (23)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船山全书》第1册，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027—1028、1026页。 (24)王夫之：《周易外传·大有》，《船山全书》第1册，第861页。关于王夫之的道器观，参见萧萐父、许苏民《王夫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21页。 (25)焦竑：《古城答问》，李剑雄点校：《澹园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738页。 (26)焦竑：《明德堂答问》，《澹园集》，第745页。 (27)焦竑：《赠吴礼部序》，《澹园集》，第196页。 (28)焦竑：《同仁书院记》，《澹园集》，第247页。 (29)当然，天主教也为当时的士人增添了思想资源。如基层儒学的宗教化，天主教就提供了参照。参见王汎森《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57页。 (30)后来康有为试图创立孔教，便主要是以摹仿西教来因应西教的冲击，与陶希圣眼中的理学颇为相似。 (31)夏震武：《孟子讲义》，开封新民社1921年版，第237—238页。 (32)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58—559页。 (33)窦警凡(士镛)：《历朝文学史》(约1906年)，出版信息不详，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藏本，第2A页。 (34)在此意义上言，此书名为“文学史”，或亦避“国学”之名的意思，而并非着意于“文学”本身。观其序中所言，一开始就说：“文以明理，文以述事。”而此理此事，皆在于是否守“先王之道”。并强调“国之败，不在财力之贫弱，而由上下之离心；国之胜，不在兵力之盛强，而在士民之协力”。故“知事本于理，理原于文”，则“古今天下”，皆“一文之所维系”(窦警凡：《历朝文学史》，第1A—2A页)。则其意不在说“文学”(更非今人所谓“文学”)，不过借其名一用，似亦昭然若揭。 (35)《燕京零拾》，《申报》，1912年4月8日，第2版。 (36)严复：《与熊纯如书》(1912年4月19日)，《严复集》第3册，第605页。 (37)严复：《与〈外交报〉主人书》(1902年)，《严复集》第3册，第560页。 (38)参见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8章。 (39)王国维：《观堂别集·国学丛刊序》(1912年)，《王国维遗书》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版，第6B页。 (40)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1—82页。 (41)曾国藩：《讨粤匪檄》，《曾国藩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2—233页。 (42)郭嵩焘：《郭嵩焘日记》(三)，1878年1月18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0页。 (43)《郭嵩焘日记》(三)，1878年6月20日，第548—549页。 (44)谭嗣同：《仁学》，蔡尚思、方行编：《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9、291—293、296—297、367页。 (45)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35页。 (46)参见吴展良《中西最高学理的绾合与冲突：严复“道通为一”说析论》，《台大文史哲学报》第54期，2001年5月。 (47)大概是指《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一段。参见严复《西学门径功用》(1898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3页。 (48)严复：《穆勒〈名学〉按语》(1905年)、《〈老子〉评语》(1905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4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51、1075页。 (49)严复：《天演论》(下)，“佛法·案语”(1898)，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381页。 (50)严复：《〈原富〉按语》(1901—1902年)，《严复集》第4册，第875页。 (51)严复：《穆勒〈名学〉按语》(1905年)，《严复集》第4册，第1041页。 (52)严复：《〈天演论〉手稿》(1901—1902年)，《严复集》第5册，第1415页。 (53)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严复集》第1册，第52页。 (54)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严复集》第1册，第45页。 (55)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严复集》第1册，第52—53页。 (56)《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81页。 (57)参见罗志田《经典的消逝：近代中国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中研院第四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台北，2012年。 (58)梁漱溟：《东方学术概观(未完旧稿)》(约1961年)，《梁漱溟全集》第7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2—393页。 (59)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93页。按傅先生自注曰：“可看欧阳修《本论》。”应是指《本论》中篇“佛所以为吾患者，乘其阙废之时而来”的基本论旨。 (60)苏轼：《东坡易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版，第60页。 (61)“在传统中变”(change within the tradition)这个术语借用自E.A.Kracke,Jr.,"Sung Society:Change within Tradition,"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14,No.4(1955),pp.479—488。 (62)王夫之：《周易外传·杂卦》，《船山全书》第1册，第1111—1112页。 (63)王夫之：《周易外传·系辞上》，《船山全书》第1册，第1028页。 (64)谭嗣同：《报贝元徵》(1895年)，《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200页。 (65)谭嗣同：《报贝元徵》(1895年)，《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196—199页。按谭嗣同其实一直在维护圣人之道，但既然器是体而道为用，又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仁学》，《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第337页]的判断，中国早已不能“尽之于器”，自然也就长期处于失道的状态之中。 (66)参见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严复集》第1册，第43—44页。 (67)朱得之编：《稽山承语》，《王阳明全集(新编本)》第5册，第1611页(按据《明儒学案》，此为朱得之语)。 (68)参见罗志田《学战：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台北，三民书局2011年版，第124—152页。 (69)参见罗志田《国家目标的外倾——近代民族复兴思潮的一个背景》，《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4期。 (70)此承赵妍杰博士提示。 (71)胡适很早就曾说过，中国当“取他人所长，补我所不足；折衷新旧，贯通东西，以成一新中国之新文明”，则终有“与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之一日”。胡适：《非留学篇》(1914年)，周质平主编：《胡适早年文存》，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77页。 (72)关于“重访”，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4—6页。 (7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6页。 (74)胡适：《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1935年6月)，《胡适全集》(4)，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84—587页。 (75)那些主张全盘西化的，其实可能更相信传统的力量(虽更多从负面的惰性着眼)；那些试图维护中国本位文化的，反有些自信不足，似乎再不做有形的提倡，传统便可能在无形中消逝。 (76)本段与下两段，参见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1950年)，《傅斯年全集》第6册，第119—126页。 (77)严复：《救亡决论》(1895年)，《严复集》第1册，第43—44页。 (78)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0年)，《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3—284页。 (79)庚子后光绪帝发布谕旨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只要三纲五常不变，具体治法皆“不妨如琴瑟之改弦”(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页)。就是常经不易而治法可变的典型表述。 (80)一些初步的看法，参见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上中下)》，《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6期，2013年第6期。 (81)陈黻宸：《中国哲学史》(1916年)，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上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15—416页。 (82)江瑔著，张京华点校：《读子卮言》，第3页。 (83)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4页。 (84)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4、272—273页。 (85)刘咸炘：《浅书续录·教法浅论》，《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影印版，第2348页。 (86)杜定友：《校雠新义》上册，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45A—46A页。 (87)《庄子·天下》明确了“百家”与“众技”同类，虽“皆有所长，时有所用”，但都属于“不该不遍，一曲之士”的范畴。 (责任编辑：admin) |